吳敬璉現身經濟論壇僅談改革 只字不提人生際遇

[提要] 近日，有外電報道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敬璉卷入美國間諜案、被帶離調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網站日前公告，稱吳敬璉目前工作及生活一切正常。吳敬璉30日出席某會議時也進行了澄清，稱“卷入間諜案”屬謠言，他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

市場化改革: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專訪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

■本報記者 張劍荊

8月30日，剛從天津回京的吳敬璉又到順義參加“市場化三十年論壇”。在這次會議上，他像往常一樣成為引人注目的人物。會議主持者在介紹他時說，“吳市場”是我國市場化改革的參與者，他的看法對于我們思考改革的未來，會很有教益。在這次會議上，他作了“中國改革向何處去:市場經濟，還是重商主義？”的主題發言。

他敏銳、直率、理性和縝密的言說風格，使會議室里充滿了熱烈的掌聲和善意的笑聲。在發言時，他對于自己的人生際遇只字不提，所論皆事關改革。會議間隙，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就我國改革的市場經濟方向，專訪了這位著名的經濟學家。

中國經濟時報:人們在描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時候，有一個十分流行的說法叫“摸著石頭過河”。您同意這個說法嗎？

吳敬璉:這個說法，涉及的是我國改革的目標模式。改革最初幾年，雖然在全社會范圍形成了變革的共識，但是，改革目標還比較模糊。摸著石頭過河，實際上是沒有一個很明確的體制目標。當時的人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變革設想。不過在當時進行全面改革的思想和理論準備不足的情況下，中國黨政領導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國有企業和命令經濟占主體地位的條件下，作出了一些變通性的制度安排。比如，在土地仍歸集體所有的條件下，以“包產到戶”的形式恢復農民的家庭經營；在保持公共財政與企業財務合一的前提下，實行“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使各級地方政府有了促進本地經濟發展的積極性；在物資的計劃調撥和行政定價的“計劃軌”之外開辟出物資串換和協商定價的“市場軌”； 在國內市場的“大氣候”尚未形成的情況下，構建“經濟特區”的“小氣候”來與國際市場對接。

這些變通性制度安排的關鍵，就是在保持命令經濟基本框架不受觸動的同時，引進了市場經濟的因素作為補充。市場因素的出現，為一些有才能的人士積極從事生產性活動提供了可能性，促使國民經濟很快恢復。

這些變通性制度安排更深遠的影響，是形成了一種“雙軌制”的制度環境。一方面，作為計劃經濟基礎的國有經濟（存量部分）仍然按照命令經濟的邏輯運轉；另一方面，新成長起來的民營經濟成分雖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依附或隸屬于基層政府，但其供產銷則大體上是由市場導向的。

中國經濟時報:那么，在您看來，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逐漸明確起來，始于什么時間？

吳敬璉: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是在1984－1992年期間逐漸形成的。

上世紀80年代初期， 已經有一些經濟學家提出用什么樣的經濟體制來取代計劃經濟的舊體制的問題。到了80年代中期，隨著變通性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人們發現，僅僅依靠一些不成體系的政策來“調動積極性”，并不能實現經濟的根本性變化，相反還帶來種種沖突和混亂。于是，就提出了需要探索什么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這一重大問題。

在討論中，政界、經濟界和學術界人士大致提出了四種體制目標模式:（1）后斯大林時期的計劃經濟模式（“改良的蘇聯模式”）；（2）“市場社會主義”模式（“東歐模式”）；（3）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東亞模式”）；（4）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歐美模式”）。在1980年代中期，在模式（1）和模式（2）的影響逐漸消退的同時，模式（3）和模式（4）占了上風。大體說來，在后兩種模式中，東亞模式往往為官員們所鐘愛，而歐美模式則為具有現代經濟學知識的學者所向往。不過，雖然這兩種模式在政府的作用問題上存在原則性的差別，但在當時命令經濟還占有統治地位的條件下，它們之間的分歧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即使以自由市場經濟作為改革最終目標的人們，也往往認為在落后經濟高速發展的沖刺中，強有力的政府往往利大于弊。從1984年以后的中國黨政領導機關的文獻可以看到，在對改革目標作理論論述時，大體上采用模式（4）的語言；而在規定具體措施時，則有更多模式（3）的內容。

這樣，在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員和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在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上形成一種大多數人都能接受的改革思路，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應當說，從這時開始，就不再是“摸著石頭過河”了。

中國經濟時報: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有兩個字的差別，但是，這個轉變卻花費了數年時間。

吳敬璉:明確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1992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在此之前，經歷了一些曲折，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次改革大辯論。但也正是這些曲折和辯論，使愈來愈多的人明確地認識到，要建立的新的經濟體制就是在現代國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場經濟，問題的關鍵在于用市場取代計劃來進行經濟資源的配置，決定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為誰生產、如何分配等微觀經濟問題。

中國經濟時報:不少學者用“增量改革”戰略來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但是，正如您最近一再指出的，增量改革戰略也導致了一些嚴重的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是:（1）國有企業的財務狀況日益惡化；（2）由此引發反復出現的通貨膨脹；（3）利用“雙軌制”以權謀私者的“尋租”活動日益猖獗，行政腐敗廣泛蔓延；（4）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等等。

吳敬璉: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雖然在1984－1992年期間逐漸形成，但是改革的實際推進，仍然按照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做法，以“增量改革”的方式進行。這就是說，對于計劃經濟原有的部分（存量部分）不作大的改變，改革和發展著重在增量部分進行。增量改革戰略對80年代改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由于沒有觸動國有經濟和改變“雙軌制”的基本態勢，就帶來了一系列消極后果。

為了克服經濟社會領域存在的弊端，需要全面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用配套改革消除“雙重體制膠著對峙”狀態。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確宣布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以后，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新的改革戰略，設計了一系列重要改革的目標和實施步驟，要求在20世紀末把市場經濟制度初步建立起來。從此經濟改革進入了大步推進的新階段。到世紀之交，以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為基礎成為初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它的主要表現是:第一，民營經濟份額的提高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格局的形成。這種格局首先在沿海地區形成，然后逐步向內地延伸。凡是建立了這種所有制格局的地區，無一例外地出現了社會投資迅速增大，內外貿易空前活躍，經濟全面繁榮的局面。第二，商品市場初步建立，要素市場開始形成，并在資源的有效配置中起到了愈來愈大的促進作用。第三，宏觀經濟管理體系初步建立。這一體系的基礎在1994年的財稅改革和金融改革中開始建立，使宏觀經濟管理當局有可能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總量手段調節宏觀經濟，并在1994－1995年反通貨膨脹和1998－1999年反衰退的宏觀經濟調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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