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痞俞敏洪

2008年05月15日 11:06新財經【大中小】【打印】已有評論0條

他究竟是一個不錯的教師？還是一個偶然成功的商人？抑或是一個被逼無奈的“痞子”？俞敏洪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下海”潮中，有著標志性意義。

2006年，新東方在美國上市，作為新東方的創始人和校董，俞敏洪的財富陡增，成為“中國最富有的老師”。

俞敏洪這個名字，相信當今大多數年輕人都知道。在一些大學生、留學人員以及白領的心目中，俞敏洪的形象就像神一般，他們“崇拜”俞敏洪。記者的一位朋友曾經抱怨，俞敏洪的“粉絲”甚至不允許你用“中性的語言”來描述俞敏洪。有人估算，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中，有70%是新東方的學生。在國內，大學生要是沒聽過俞敏洪的演講，更被看做是落伍。

在這個“神話”背后，俞敏洪究竟扮演著一個怎樣的角色？一個真實的俞敏洪是怎樣的？他究竟是一個不錯的教師？還是一個偶然成功的商人？抑或一個被逼無奈的“痞子”？

被北大逼上梁山

“北大是一個令我百感交集的地方。”俞敏洪對北大的情感，可以用“五味雜陳，愛恨交織”來形容。

北大給予了俞敏洪什么？老俞每每講起北大，似乎都是苦大仇深。講他當年如何被北大邊緣化，如何被忽視。俞敏洪有一段精彩的自我控訴:“進了大學，沒有一個女孩愛上過我，我是個Loser(失敗者)；在北大教了七年書沒有什么成就，我還是個Loser；在北大十年沒參加過任何活動、加入過任何團體，我是個Loser……”

當然，俞敏洪也承認北大對他的熏陶:“沒有北大，就沒有新東方。現在新東方的一些精神，或者是一些做事情的方法，坦率地說是融入了北大精神的。”

很多時候，屈辱和壓抑會使一個人爆發，俞敏洪的經歷就是這樣。據說，當年他常常一天背十幾個小時的英語，因為英語老師當眾說他講的英語“只有俞敏洪三個字能讓人聽懂”。

俞敏洪在北大教書四年后，終于分到10平方米的房子，這讓他決定要把一輩子獻給北大。但后來，看到同學、朋友都相繼出國，俞敏洪忍不住了。他也開始緊敲密鑼地準備出國。在北大成績并不優異的他，在努力了三年半后，留學夢斷。為了生計，也為賺點錢繼續他的出國夢，他在校外辦起了托福班，為自己的出國學費快樂地忙碌著。

上帝也常常戲弄那些剛剛燃起希望的人。這次，俞敏洪受到的打擊可謂是毀滅性的:1990年的一個秋夜，細雨濺落在靜謐的未名湖上，激起陣陣漣漪，在夜色中蔓延開去。俞敏洪和朋友高興地喝著小酒，聊著家常，描繪著他漸漸清晰的出國夢。北大的高音喇叭，此時一如既往地放送著校園晚間廣播。

“你聽你聽。老俞，在說你呢！”同伴驚呼。

原來，廣播里正在播送對俞敏洪的處分決定。北大以這種極端的方式宣布了對英語系教師俞敏洪的處分，其中說了四五條處分理由，最重要的是打著北大的旗號私自辦學。這個處分決定被大喇叭連播三天，北大有線電視臺連播半個月，處分布告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櫥窗里鎖了一個半月。處分突然襲來，方式和程度如此激烈，表明了校方的震怒。

北大的這種“禮遇”，就是要讓他沒有面子在北大待下去。顏面掃地的俞敏洪，只得選擇離開。“北大踹了我一腳。當時我充滿了怨恨，現在卻充滿了感激。”俞敏洪如此解釋:“如果一直混下去，我現在可能是北大英語系的一個副教授。”但當時，這個被趕出家門的北大教師，選擇了做一個“個體戶”。

俞敏洪同事、新東方的李杜講得幽默而到位:“老俞被北大處分，作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體面，又缺乏一流文人的風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唯有辭職，落草為寇。此謂置死地而后生。”

但正是這“落草為寇”，激發出了他的痞子精神。

被北大“逼上梁山”的俞敏洪，從此走上了不歸路。

痞子演繹新東方

離開北大后，俞敏洪首先面臨的是如何進行自我調適，轉變“眼睛朝下，鼻子朝上”的北大姿態。被逼到懸崖邊的他，義無反顧地甩掉了北大這個包袱，開始相信商業的力量。他開始思考如何營銷自己以及自己的培訓班，學會與社會、政府的各色人等打交道。

一介書生，就此邁進江湖。

在北京冬日的寒風中，俞敏洪是這樣起家的:一間10平方米的破屋，一張破桌子，一把爛椅子，一堆用毛筆寫的小廣告，一個刷廣告的膠水桶。北京寒風怒號的冬夜，俞敏洪騎著自行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刷廣告。手凍麻了，拿起二鍋頭喝兩口暖暖身子。寒風中喝二鍋頭貼小廣告，這時候的俞敏洪，顯出了痞子的狠勁。

新東方人都有一種電線桿情結，因為新東方是靠老俞在電線桿上一張一張貼廣告貼出來的。曾經因為市政建設，來人要拆新東方外面的兩根電線桿，老俞急了，死活不讓拆，最后花了7萬元才保下那兩根電線桿。

教師出身的俞敏洪漸漸顯露出他的經商才能，只靠三招，就打下了自己的江山。一是價格戰，當時基本收費都在300～400元，俞敏洪只要160元，而且還是在20次免費授課之后，不滿意可以不交錢。二是推出核心產品，他賴以成名的“紅寶書”——《GRE詞匯精選》。三是情感營銷，向學生講人生哲理，進行成功學式的勵志教育，再加上他幽默的授課方式，深深地吸引了學生。

俞敏洪認為自己的成功與做過老師有關:“老師做企業家是比較容易成功的。因為我們理解人性，知道如何滿足學生的要求。”確實，他對學生心理的理解是深刻的，并且充分利用了學生對老師的信任、崇拜心理，而獲得別人的信任。

槍打出頭鳥。很快，江湖的險惡就讓俞敏洪有了深刻體會。俞敏洪的名聲響了，招的學生越來越多，但也斷了別人的財路。中國的培訓市場一直是一個充滿殺伐的江湖，地盤的爭奪戰蔓延到了貼廣告的電線桿，先是俞敏洪的廣告被對手覆蓋，后來當場就給撕了，并把老俞的員工給一刀捅到了醫院，對手情急之下使出了狠招。俞敏洪只能求助于公安，為了和公安兄弟拉上關系，俞敏洪豁了出去，一氣喝下一斤多五糧液，直接被抬進了醫院。

創業路上幾多艱辛。此時的俞敏洪，完全沒有了北大的書生氣。除了他那瘦瘦的身材和厚厚的眼鏡，痞子精神附身了，一個企業家的身影漸次清晰。

一個人創業是孤單的。俞敏洪想起了海外的“兄弟”徐小平、王強和包凡一。于是，他不遠萬里，前去邀請他們回來一起辦新東方。他們來新東方，懷著理想主義的激情和對自由的憧憬。靠著這種梁山聚義的草寇方式，借著當時英語學習熱和出國熱，新東方開始如野草般瘋狂生長。

痞子精神的悖論

創業者成事，要有點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痞子精神。但是，事業做大之后，痞子的自由放任必須向企業家的嚴謹轉變。2000～2004年，是新東方最困難的時期，俞敏洪備受煎熬。他要完成從一個老師到一個企業家的轉變，并將一班聚義兄弟變成一個管理團隊。

“這個過程很痛苦。從原來梁山聚義的做事方式，變成按部就班、層次分明的做事模式；從原本激情狂熱的做事風格，變成冷靜而有判斷力的做事規則。這種改變，需要把自己個性中的一些東西丟掉。”這種改變對俞敏洪來說，并不輕松。

此時，外部打擊也接踵而至。先是“9·11”事件，赴美簽證大幅減少，新東方的留學市場受到極大影響；接著是“非典”襲擊，停課四個月，新東方損失過億元。此外，還有ETS(美國教育考試中心)對新東方偷題的訴訟，新東方為此賠付了600多萬元。

外患是暫時的，內憂則可能致命。“哥兒們義氣一起做，做到最后就沒有規矩了。”利益、情感、人性糾纏在一起，新東方上演了一出人性搏殺大戲，俞敏洪這個主角在其中充分發揮了自己的表演才能。

最主要的是利益問題，做大了，股份怎么分？新進入的市場怎么分？“創業之初的伙伴們在新東方日進斗金后，不再像以前一樣安于自己的分成，逐漸產生了利益糾葛。由于以前沒有一套機制來規定剩余利益的歸屬，大家開始了爭執和吵鬧。”

新東方三駕馬車中的兩駕要脫離組織，王強、徐小平先后向俞敏洪遞交辭職書。此外，俞敏洪曾經的上鋪兄弟包凡一也提出辭職，要求退股。2004年，另外兩大支柱胡敏、江博也出走。曾經的“盟友”相繼“造反”，眼見著新東方的核心團隊就要瓦解。

爭斗的同時，這些知識分子型商人開始了對痞子精神的反思，開始了對商業規則的痛苦適應。俞敏洪說:“大家就驚慌失措了。因為我們之前從來沒有學過商業規則，從來沒有學過股份制，連有限公司和無限公司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們沒有這個能力來拆分這種利益軀體。”

王強回憶道:“大家一樣痛苦。比如說利益問題，你要分股份，股份該怎么分？作為知識分子，我們必須在談判桌上來談這些，彼此間的情感確實經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

俞敏洪面臨的困難，不僅僅是兄弟們“造反”，還有來自老婆、老媽的壓力。就像很多民營企業一樣，新東方是俞敏洪和他老婆一起創辦起來的。后來，老媽，老婆的姐姐，老婆的姐夫都在新東方工作。不僅俞敏洪這樣，其他創業元老也如此。而且，俞敏洪的老媽對公司管理的指指點點，引起了海歸們的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