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前的中國,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盛行,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彼時,經濟陷入崩潰邊緣,百業待舉。但是許多人還不能正確認識和對待毛澤東思想,還不能正確區分毛澤東的歷史功績和晚年錯誤,黨和國家的工作在前進中出現徘徊的局面,十一屆三中全會讓全民思想得以解放。
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刊登經胡耀邦同志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文章論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踐第一的觀點,正確地指出任何理論都要接受實踐的考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并不是一堆僵死不變的教條,它要在實踐中不斷增加新的內容。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這篇文章。隨后,引發了全國范圍內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啟動了一場思想解放的運動。 "文革"期間受到迫害的革命家和群眾得到承諾將很快平反。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他還提出改革經濟體制的任務,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這篇講話成為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兩篇文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根本思想上擺脫"兩個凡是"的束縛,克服"左"的指導思想,確定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認識、新決策奠定了重要基礎。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做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揭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以此為起點,中國走上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鳳陽縣鳳梨公社小崗村西頭嚴立華家低矮殘破的茅屋里擠滿了18位農民。關系全村命運的一次秘密會議此刻正在這里召開。
這次會議的直接成果是誕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證書。其中最主要的內容有三條:一是分田到戶;二是不再伸手向國家要錢要糧;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員保證把他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那張撳滿紅手印的大包干秘密誓言,宣布了一種新的生產關系悄悄降臨。大包干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把農民從"人民公社"的僵化體制中解放了出來。小崗村的小小一步,催生了中國農村改革歷史性的一大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1979年9月,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允許農民因時因地制宜,經營自主。
1980年5月,鄧小平在一次重要談話中公開肯定了小崗村"大包干"的做法,傳達了一個明確的信息:農村改革勢在必行。
9月,中共中央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認為包產到戶"沒有什么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1982年1月1日,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關于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臺,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被確定下來。
1983年,全國實行"雙包"的生產隊達到了93%,其中絕大多數實行的是包干到戶。中國因此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養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跡。
1979年4月,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開局長會議,提出各地可以批準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個體勞動,但不準雇工。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第一次允許個體經濟發展。
1979年底的一天,和溫州許多走街串巷、做小本生意的人一樣,在家門口擺攤叫賣小商品的溫州姑娘章華妹接到了一個通知——可以申請領個營業執照。她自己也沒想到,自己竟成了"全國第一個個體工商戶"。
1980年12月,安徽蕪湖個體戶年廣久注冊了"傻子瓜子"商標。隨著品牌打響,年廣久的生意越做越大,被稱為"中國第一商販"。
一個又一個的故事,開始從全國許多地方陸續傳來。雖然人們固有的觀念還難以接受"個體戶"這樣的新職業,那時候的個體戶還常常被人們看不起,大家推崇的是國有企業的鐵飯碗,然而,中國民營經濟的星星之火畢竟已經點燃。
1980年,有5個子女的義烏婦女馮愛倩開始了艱辛的從商之路,在縣城偷偷摸摸地擺起地攤。1982年5月的一天,貨物屢次被沒收的馮愛倩跑到縣委跟新書記謝高華討說法。謝高華與馮愛倩爭論了一下午,最后,謝高華告訴馮愛倩:你回去擺攤吧,我告訴有關部門不查你們。 1982年8月,義烏縣委、縣政府在經過調查研究和反復討論后,毅然作出一個大膽決策:允許農民經商、允許從事長途販運、允許開放城鄉市場、允許多渠道競爭。隨即,簡陋的義烏第一代小商品市場誕生了。
1984年,義烏縣委、縣政府明確提出"興商建縣"發展戰略。此后的20多年間,義烏小商品市場數次易址、擴建,逐步轉變提升為現代化、國際化的商貿城,發展成全國性小商品流通中心和國際性小商品采購基地。
2005年,義烏市場被聯合國、世界銀行、摩根士丹利銀行評為"全球最大的日用商品批發市場",義烏成為一座名副其實的"世界超市"。





剛剛走出文革陰影的首鋼,雖然廠區很大,但實際規模很小,只有一個煉鋼的高爐,效益不是很好,國家下達多少任務就生產多少,企業沒有額外自主獲取利潤的權力,工人的積極性也不高。時任首鋼總經理兼黨委書記的周冠五,雖然管理20萬職工,但他卻沒有權力簽字改造一個廁所。
1978年10月開始,四川省率先對省內部分企業進行擴大自主權試點。1979年初,敏銳的周冠五親自組織報告,送交北京市和冶金部領導,主動請纓,爭當改革試點單位。他成功了。
1979年5月,中國開始國企改革的第一次重大試點。國務院宣布,首都鋼鐵公司、天津自行車廠、上海柴油機廠等八家大型國企率先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7月,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實行利潤留成、開征固定資產稅、提高折舊率和改進折舊費使用辦法、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等5個文件一并發布。
周冠五在獲得經營權以后,首先實行經濟責任制,后又提出了"利潤包干"、 "承包制"等改革創舉。
到了1989年,首鋼實現利潤年均增長依然保持13.5%,是當時全球鋼鐵公司年均利潤增長率的2.4倍。1992年5月22日,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來到了首鋼,對周冠五說"你們這個路走得對、走得好!"
在1978底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提出了一個新理論:"讓一部分城市先富起來"。他當時一口氣列舉了十來個城市,第一個就是深圳。
1979年初,廣東省委、省政府經過研究后初步決定,先在深圳、珠海兩地試辦出口特區。
1979年4月,習仲勛建議,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權力,讓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有必要的自主權,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僑鄉汕頭市舉辦出口加工區。對這一建議,鄧小平表示贊成和支持。鄧小平說:"你們上午那個匯報不錯嘛,在你們廣東劃一塊地出來,也搞一個特區,怎么樣?一個特區,過去陜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這是鄧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辦經濟特區的主張。
深圳,一個貧窮落后的邊陲漁村,一夜間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試驗場。如今,這里已崛起為經濟總量全國第四的現代化大都市,創造了世界城市發展史上的奇跡。
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重點,但由于中國長期施行計劃經濟,許多人的思想觀念一時間還轉變不過來。當"經濟特區"這一新名詞出現時,一些人開始質疑:經濟特區到底是姓資還是姓社?它是不是等于新租界?種種雜音的出現,讓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和試辦特區的城市承受了巨大的壓力。鑒于這種背景,鄧小平同志決定南下視察:"辦特區是我的主張,至于辦得行不行,能不能成功,我要來看一看。"他要去給經濟特區和改革開放一個公平的說法。
1984年1月24日,鄧小平悄然來到了南方,在巡視了深圳經濟特區后,極少題詞的他,留下了"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這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解放,結束了一直以來對"是否辦特區"的爭論,堅定了特區人改革開放的信心,同時也加快了特區對外開放的步伐,推動了社會主義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鄧小平視察廣東、福建等地回京后,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辦好經濟特區,增加對外開放城市。他指出,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必須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的政策窗口。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我們還要開發海南島,如果能把海南島的經濟迅速發展起來,那就是很大的勝利。要讓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來,搞平均主義不行。這是一個大政策,大家要考慮。
1984年3月26-4月6日,中央召開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決定進一步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會議建議進一步開放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和北海14個沿海港口城市,并擴大地方權限,給予外商若干優惠政策和措施。
5月4日,國務院批轉《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同意進一步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廈門特區的范圍擴大到全島;同時要求進一步搞好海南島的開發建設。4月31日,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決定設立海南行政區。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聯合公報》發表,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美國終止美臺"外交關系"。
1979年1月1日,中國與美國建立外交關系。27天后,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訪問美國。新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破冰之旅",如巨人之手推開封閉的國門;一個重現生機的文明古國,正開始探索與世界互利共贏之路。
此時距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之后僅37天。一個剛剛擺脫危難、沖破束縛的東方大國作出歷史性重大抉擇,邁上了改革開放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征程。這個抉擇不但影響了太平洋兩岸的兩個大國,更深刻地震撼著整個世界。





在中國開放剛剛破題的1979年,一個引人注目的變化就是,被認為代表"西方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可口可樂進入了中國。
中美兩國《聯合公報》發表的第二天,美方與中國糧油集團簽署了一份合同,獲準向中國出售第一批瓶裝可口可樂。
根據當時的協議,可口可樂公司獲準以補償貿易的方式及其他支付辦法,向中國主要城市和游覽區提供可口可樂制罐及罐裝設備,在中國設立專廠裝罐裝瓶,并在中國市場銷售。
后來的可口可樂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奇偉曾說:"我剛到內地時,眼里看到的幾乎只有4種顏色:藍色和綠色的衣服,橙色的桔子水,再就是鮮艷的紅旗。"而如今,除了紅旗之外,其他所有的東西都變得繽紛多彩了。
是變化帶來了繽紛。

1979年1月1日出版的《時代》周刊說,鄧小平獲選為1978年度風云人物是因為鄧小平把中國的大門向世界打開了,讓中國走向世界,同時讓世界走進中國。
美國《時代》周刊在1979年第一期的序言中曾這樣寫道:"一個嶄新中國的夢想者――鄧小平向世界打開了'中央之國'的大門。這是人類歷史上氣勢恢宏、絕無僅有的一個壯舉!"毫無疑問,這個"壯舉"的動力來源于對社會主義的重新思考,來源于敢于解放思想的強大勇氣。
中國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競爭的大舞臺上,這個經歷了百年激蕩的東方國家將以經濟發展的方式走向更遠的明天,真正進入到了"改革開放"的年代。
1984年,農村改革已經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尚舉步維艱。保守勢力很強大,思想意識形態依然比較緊張。人們走得小心翼翼,怕踩雷,怕前功盡棄。黨內改革派和民間改革者彼此都需要借勢而行。
1984年9月,在浙江省德清縣莫干山上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性的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討論會。會議宗旨是 "為黨和國家獻計獻策",中心議題是城市經濟體制改革。
這么大一個全國性會議,討論經濟改革問題,極其引人注目。各個部門都在靜觀,觀風向,看看是不是這伙青年人這回要挨批評。沒想到,中央領導一反常態,不僅重視會議的成果,也開始重視這伙青年。
此后,莫干山會議被稱作"經濟改革思想史的開創性事件",是青年經濟工作者"第一次集體發聲"。這次會議不僅使一批經濟學家脫穎而出,走上舞臺,也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層領導的重視。

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中國人民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拉開序幕,農村土地改革進行的如火如荼,鄉鎮個體經濟漸漸嶄露頭角,對外開放放大腳步,中國經濟開始意識到市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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