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26日召開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正值價格闖關失敗期間，物價上漲，但中國的改革開放還得繼續深入下去，這次會議原則通過了《關于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和《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兩個重要文件。

    會議確定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方針，強調壓縮社會總需求，抑制通貨膨脹；整頓經濟生活中特別是流通領域中出現的各種混亂現象；并進一步推動政企分開，使有條件的企業真正放開經營，二是認真完善承包制，進行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股份制試點和發展企業集團試點。

    從1984年起，國務院和上海市政府提出：要振興上海，重點是向杭州灣和長江南北兩翼展開，創造條件開發浦東，籌劃新區建設，并制定了《上海經濟發展戰略匯報提綱》。此后，上海加快了浦東開發開放的可行性研究。1990年初，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朱镕基向鄧小平提出開發浦東的戰略設想，得到重視和支持。

    1990年3月初，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提出：“機會要抓住，決策要及時，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條件更好，可以更廣大地開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個大措施。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

    在鄧小平的推動下，4月，國務院正式批準開發開放浦東，在浦東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

    浦東開發啟動之后，有實力的跨國公司、中外金融機構紛紛踏上這片改革開放的熱土，外商投資逐年增加。一個外向型、多功能、現代化的新城區開始奇跡般地崛起，帶動了全上海以及長江三角和整個長江流域經濟的新飛躍。浦東由此成為新上海的象征，也成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取得顯著成就的重要標志。

    1989年12月，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朱镕基召開了一次上海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當時背景下的金融改革問題，其中主要有兩個議題：一個是要不要和如何引進外資銀行，另一個是要不要和如何建立證券交易所。

    在那次會議上，朱镕基拍板確定籌建上海證券交易所，并由李祥瑞（交通銀行行長）、賀鎬圣（上海體改辦主任）和龔浩成（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組成“上海證券交易所籌建小組”。 三人小組辦事機構設立在了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的金管處，當時的方針是：國際上要大力宣傳；國內不做宣傳或少做宣傳，不主動宣傳，避免分歧意見產生。

    經過籌備小組成員的努力，歷時半年的準備工作之后，1990年6月國務院正式批復：考慮到上海市目前已有一定的證券交易量，以及開發浦東之后交易量增加的趨勢，同意建立上海證券交易所。

    1990年11月26日上交所創立，12月19日開業，朱镕基致開業辭，尉文淵敲鑼開市。

    其實早在上交所掛牌之前，深交所就開始了籌備工作。

    1989年，深圳市政府決定籌建深圳證券交易所。禹國剛和王健負責籌備工作，當時籌備組的條件很差，連個像樣的辦公地方都沒有，他們租了國貿大廈的幾間倉庫，當作籌建辦公室。

    上海即將開市的消息，在深圳引起了連鎖反應。在過去的一年多里，深圳一直在向中央申請開辦證券交易所，遲遲未得回復。尉文淵在上海一陣緊鑼密鼓，讓深圳人不再坐等。11月22日，深圳市委書記李灝約見深交所籌備組負責人禹國剛，問：“什么時候可以開市？”禹答，“如果你們今天拍板，我們明天就開業”。

    12月1日，深圳證券交易所搶在上海之前“試開市”。由于當時還沒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批文，深圳就沒有像上海那樣大張旗鼓。由于倉促搶跑，深市在交易工具上也沒法跟擁有電腦交易系統的滬市相比，股市第一天成交安達股票8000股，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口頭唱報和白板競價的手工方式。深交所的正式批文在1991年7月才下達，7月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慕華、李灝等人都熱熱鬧鬧地出席了“開業儀式”。

    1986年以后，股份制改革開始吹響了沖鋒號。全國各種類型的股份制企業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發展起來。深圳市在1986年10月出臺了《深圳經濟特區國營企業股份化試點暫行規定》，將賽格集團公司、建設集團公司、物資總公司等六家市屬大型國有企業作為股份制改革試點單位，市政府向這六家企業派出董事長，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制。時任深圳市市委書記的李灝主張用股份制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和方向，也極力主張引進現代企業公司制度來改造企業經營管理。

    1988年4月1日，深圳發展銀行在特區證券公司的柜臺上開始了最早的證券交易。隨后深圳市國投證券部和中行證券部相繼開業，萬科、金田、安達、原野（世紀星源的前身）等也陸續發行了股票并上柜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