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初的中國,社會矛盾比較緩和,外部沒有太多的干擾,整個社會充滿著一種樂觀向上的氛圍。在經濟發展達到一個相對高的階段后,中共中央的執政重心開始由效率優先轉向兼顧社會公平與正義。
發端于1978年的中國改革開放,到2003年,已經進入了第25個年頭。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農村改革,到九十年代末期對國企改革和金融領域的攻堅,及至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經濟增長的勢頭不減,于2002年GDP首次突破10萬億元大關。
2003年初的中國,國有企業在經歷幾年休克式療法后正逐步地恢復元氣,民營企業發展迅速,社會矛盾比較緩和,外部沒有太多的干擾,整個社會充滿著一種樂觀向上的氛圍。中國進入了被媒體稱為“胡溫新政”的新時期。
在經濟發展達到一個相對高的階段后,中共中央的執政重心開始由效率優先轉向兼顧社會公平與正義。改革初期由鄧小平先生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愿景,逐漸由胡溫新政提出的“共同富裕”、“和諧社會”等新思想所承繼。
胡錦濤北上內蒙,溫家寶西出三晉,都具有強烈的象征意義與示范意義,傳達出胡溫體制政策關注向弱勢群體、貧困階層、特別是“三農”傾斜的強烈信號。胡溫的一系列親民舉措應該說是真誠的、切實的,高效的。



親民是胡溫執政后展現出的第一個顯著特點。2003年4月14日,胡錦濤在考察完廣東省疾病預防中心后,突然改變行程,在沒有任何清場行動的情況下直接來到廣州最繁華的商業街北京路,走入尋常百姓中間。他對路上的人們說,“(對于非典)我們很揪心”,“感到焦急”。
2003年5月23日,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在接受采訪時透露,今后黨和國家領導人出訪將不舉行送迎儀式。幾天以后,胡錦濤開始他就任國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訪活動,果然沒有送別場面,為期12天的首次出訪,胡錦濤是“靜悄悄地走,靜悄悄地回”。是年夏季,中央五大班子也取消了夏季北戴河辦公的慣例。
溫家寶行事也是如此風格。他喜歡直接與百姓拉家常,并經常現場辦公,為老百姓解決實際困難。2003年10月24日,溫家寶在重慶云陽縣與一位名為熊德明的農婦聊天時得知包工頭欠她丈夫工資后,當天即要求縣長解決。當天夜里,熊德明與丈夫收到了拖欠的2240元工資。
此后幾年,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成為中央政府工作的重點之一。2010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還專門發文,要求切實解決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
2003年10月11日十六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上第一次提出要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與以前只提發展混合所有制、股份制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相比,表述上的差別,意味著今后將會有更多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也要走股權多元化道路,更多的國有企業會引入非國有資本。”
過去從中央到地方的企業改革,多是中小國有企業改革,改革的國企中有不少已經實現了股權的多元化,有的則實現了非國有化。相比之下,一些大型國企仍未實現股權多元化,甚至尚未改成公司制。

自2004年社會上掀起關于改革問題和方向的激烈爭論。這場爭論由國企產權改革發端,從經濟學界迅速擴展到整個學界,并通過網絡等媒介,上升為全社會廣泛參與的一場關于改革開放何處去的大討論。
輿論普遍認為,這次大討論是繼1982年到1984年的第一次大爭論、1989年到1992年第二次大爭論之后的“第三次改革爭論”。
與前兩次不同的是,這次爭論全面走向公開,化為全社會的一次反思,并引起海外對中國改革方向和力度的爭論和解讀。大多數人認為,這是一次有益的爭論,當真理和誤解都暴露在陽光下時,社會發展的前路逐漸清晰。
2004年8月,香港教授郎咸平就國企改革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炮轟格林柯爾董事長顧雛軍,拉開了這次改革爭論的大幕。
出生臺北、留學美國的郎咸平,風格與內地學者迥然不同,他發言無忌,如“國企改革是一場瓜分國有資產的盛宴”,并對內地主流經濟學家進行了高調批評。
郎咸平的刺激性言論撥動了公眾敏感的神經,引起他們對10年來國企改革、腐敗和貧富分化等嚴重社會問題的強烈共鳴。一時間,長期在聚光燈下、力主國企產權改革的主流經濟學家被公眾輿論推到了風口浪尖。
在“郎顧之爭”曝光不久,厲以寧、張維迎、吳敬璉等主流經濟學家公開支持顧雛軍,并大罵郎咸平“無恥”。
2004年9月15日,北京和上海等地10名學者發表了“聯合聲明”,公開支持郎教授的觀點;郎咸平公布了“請而不到”的學者吳敬璉、張維迎、王東京、林毅夫、茅于軾。
2004年9月7日,國資委負責人林義明承認當前政治體制改革出了問題,需要逐步完善。
2004年10月20日,一邦政府機關、經濟學界、法學界代表在北京集會公開支持“科龍發展與中國企業改革”;郎咸平、左大培、楊帆從法理學、經濟學角度談怎樣保護國有資產,批駁“兩權分離”和資改化錯誤觀點。


2005年上半年,“非主流經濟學家”的“反思改革”觀點開始流傳,7月份國務院發展中心研究部一份“醫改基本不成功”的報告將反思醫療改革的浪潮推向高潮。為此,國家發改委開了一個內部的推動改革會,下決心繼續推動改革。
誰也沒想到,7月顧雛軍被證監會和公安部聯合拘捕,郎顧之爭轉瞬間塵埃落定。
顧雛軍被捕固然驗證了郎咸平此前的判斷,但這并不代表“主流經濟學”的失敗。“主流經濟學家”并不否認國有資產流失現象的存在,但他們不能同意郎所開出的處方,即沒有條件地認定國有比民營更有效率,進而應該終止現行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之路。市場個案的表現并不能作為國家產權改革大方向這一全局性命題終極評判的標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表示:“我與郎教授的根本區別在于他主張停止產權改革,而我主張規范產權改革。”
張維迎表示,如果沒有民營企業家創造的就業機會,如果沒有民營企業家創造的稅收和其他財富,社會不會這么穩定。不否認在國企改制過程中,可能存在著國有資產流失,但需強調的是,這個總體過程是創造財富的過程而不是瓜分財富的過程。
2004年,全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把原憲法第十三條“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修改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2007年3月,全國人大又通過《物權法》,進一步對公民財產權做出了規定。“私產入憲”、《物權法》的實施均是是共和國歷史上具有標志意義的事件。所謂“無恒產者無恒心”,承認私有財產,是給予人民“有尊嚴生活”的第一步。
在征地拆遷成為時代主題的中國,物權法是保障民眾合法財產的有力武器。著名的重慶“最牛釘子戶”,便是借著物權法的春風,維護了自己的合法權益,順利得到應有的補償。
多年來,“私產不受侵犯”的觀念已深入人心,“良好的產權制度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根基”,也已成為中國人的共識。
農業稅始于春秋時期魯國的“初稅畝”,到漢初形成制度。歷史上,“皇糧國稅”一直牽動著中國的興衰。2005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決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與實行農村稅費改革前相比,農民減負1350億元。
廢止農業稅是中國農業發展的里程碑事件,在經濟全球化的宏觀背景下,中國取消農業稅,采取“少取、多予、放活”的政策,加大了對農業發展的投入,為農業經濟的發展打下了強心劑。

自中國資本市場建立以來,資本市場監管就伴隨著始終。但中國資本市場仍然危機四起,從20世紀90年代的股市異常波動,到現在上市公司頻頻發生造假事件,表明中國資本市場監管的不到位,市場運行效率不高,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法律框架不完善。
1986年德隆集團在新疆烏魯木齊市注冊成立,民間以萬里平川一片新來形容德隆。這句話里濃縮了唐氏幾兄弟的名字。鼎盛時期的德隆控制著5家上市公司,總流通市值超過了200億元人民幣,新疆屯河、合金投資和湘火炬三家上市公司更被稱為德隆的三駕馬車。
但2004年初德隆將麾下上市公司法人股反復置押給銀行,同時公司屬下的合金投資和湘火炬實際發生擔保數額分別占公司凈資產135%和203%,遠遠超過了中國證監會的規定,其后德隆一直受到調查,其三家馬車開始崩盤,其200億元市值在10余個交易日里灰飛煙滅,德隆終遭滑鐵瀘。


吳英,這個“億萬富姐”的命運曾牽動無數中國人的心。
2009年12月18日,28歲的吳英因“非法集資”7.7億一審被判死刑,引起全國震驚。民眾、媒體共同呼吁拯救吳英,法律界針對吳英案展開討論,眾多權威及公知人物為吳英喊冤。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吳英案作出終審判決,以集資詐騙罪判處吳英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這個結果,讓太多人松了一口氣。
在浙江,非法集資和民間借貸,涇渭從來不分明。吳英的罪與罰,死與非死,已不再只關乎個人。中國民間金融與地下金融現象愈演愈烈,更多是由于民間對資金的渴求,他們從正規渠道獲取資金融通的難度更大,所以更多的民間企業選擇非正規渠道獲取資金。
中國合法的金融機構從來沒有真正擔負起中國草根市場的資金血管角色。民間金融,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成為正規金融機構的補充。在“非法集資”這條路上,已經有太多人為民間金融“血祭”。
黃光裕于2007年9月至11月間,違反國家規定,采用人民幣結算在境內、港幣結算在境外的非法外匯交易方式,將人民幣8億元直接或通過北京恒益祥商業咨詢有限公司轉入深圳市盛豐源實業有限公司等單位,通過鄭曉微等人私自兌購并在香港得到港幣8.22億余元。
2008年11月19日黃光裕以操縱股價罪被調查。2010年5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非法經營罪,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罪和單位行賄罪判處黃光裕有期徒刑14年,罰金6億元,沒收財產2億元。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8月30日對黃光裕非法經營罪、內幕交易罪和單位行賄罪案終審宣判,維持一審判決,黃光裕獲有期徒刑14年。
2012年11月22日,黃光裕內幕交易案引發的民事賠償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第三次開庭未宣判,舉證責任分配存爭議。2012年12月20日法院判決,原告方敗訴,黃光裕無需賠償。

胡溫上臺執政后,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也推進到了深水區和攻堅階段,困難程度自不待言。改革從來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總體而言,在重大和關鍵領域的改革,如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等方面,進步有限,成效不彰。貪腐的日趨嚴重、經濟上國進民退、官民矛盾日漸加劇等問題,就是改革停滯的最好旁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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