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國強：在危機到來的時候要抓住危機洗牌(2)

在這種情況下靠投資和消費這兩匹馬，還要拉成平穩較快增長、拉到8%增長以上，我看難度很大，最后我們通過擴大內需這個政策做到了這一點，我認為全世界只有中國能做到。國外有專家評論道，2009年中國經濟運行實踐表明，中國經濟增長已經從外需驅動型轉變為內需驅動型。這個話雖然說的早一點，但我認為還是有道理的。

主持人(王小丫)：中國政府在擴大內需上做了哪些工作呢？下面我們通過一個短片看一下。

主持人(王小丫)：我們知道投資、消費、出口是經濟發展的“三架馬車”，對于消費來說，如果不解決老百姓的后顧之憂他就不敢拿出大把錢來消費，而面對未來我們應該怎么持續有效的擴大內需？

鄭新立：一個就是調整收入結構，讓廣大老百姓口袋里的錢有所增長，增強他的消費支付能力。另外，我們還要采取措施來擴大商品的銷售，比如說銷售信貸、改善銷售環境等等，要根據現階段消費升級的特點，從生存型向消費型轉變，改善社會各方面條件，包括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城市公共交通、環境等，讓老百姓更好的享受公共服務，讓老百姓過上更好的生活。

主持人(王小丫)：站在2010年新的起點上，對增加消費，各位有沒有什么新的建議？

鄭新立：我認為應該掙到自己應得的收入才有能力去進行更多的消費，有尊嚴的掙到自己的工資，這樣的消費才能有效持續的進行。

主持人(王小丫)：王副院長為什么選擇“注重民生”這個詞呢？

王一鳴：去年我們遭受了金融危機，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回過頭來看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沒有因為危機而下降，剛才這個片子來看，各方面數字都沒有因為金融危機使收入水平有所下降，另外登記失業率也沒有因為金融危機有所下降，這與我們一攬子刺激計劃里面把保增長與促民生有機的結合是息息相關的。保增長里面1/4是用于民生的，包括民生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資，使老百姓得到了實惠。過去亞洲金融[3.04 -0.33%]危機我們主要是投基礎設施，但這次主要是辦了很多民生工程，最值得一提的是農村的養老保險。另外是醫改，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現在覆蓋了8億人，再加上城市醫療衛生體制改革。

我認為最值得稱頌的“中國經驗”就是注重民生。

主持人(王小丫)：剛剛王教授說到了養老保險的問題，醫療改革、醫療保險等等問題，那我們就來看看09年政府在民生問題上都有哪些投入。

主持人(王小丫)：我記得08年底金融危機是勢頭正猛的時候，胡錦濤總書記說過越是困難的時候越是要高度關注民生，而王教授說的醫改等等工程都是花大錢的項目，政府對于這些民生工程的投入會給中國經濟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王一鳴：我剛才就說了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服務對啟動消費有非常關鍵的重要作用，我們說中國居民出口的下降是靠投資去彌補的，我們更長遠一點看，保持中國經濟更長期的穩定增長，讓老百姓更敢于消費很重要的就是公共服務要做好，我們看到去年汽車的銷售量中國躍居全球第一，住房銷售面積的增長50%以上，這就反映了我們內在的消費能力，加大這方面的投入不僅是直接的惠及民生，而且也是增強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的動力。

主持人(王小丫)：去年我國的消費增長是很厲害的，我聽說以前買車都是打多少折，討價還價，現在不打折扣了，只要能早點提貨就行，可見消費的勢頭，當然我們也期待在道路的建設上也能夠更拓寬一些，因為車多了我們也希望路多一些。

剛才我們探討了民生，這是09年可圈可點濃墨重彩的一筆。

錢教授，您為什么選擇政府與市場？

錢穎一：2009年在全球的經濟危機、金融危機之中，中國的經濟表現非常出色，受到了全球的肯定了贊揚，這個表現實際上也超出了我們自己的預期，所以我剛才說超出預期，為什么這么說呢？去年7月份的時候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舉辦了一次全球智庫峰會，當時沒有一個人預期中國經濟第一個會復蘇，所以是超出預期。

根據我的觀察有兩種比較普遍的觀點：一個是放在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的政策，特別是4萬億這么大力度的刺激政策；第二類觀點是把注意力放在政府對微觀市場刺激方面的政策，比如短片中看到的住房、汽車、家電等市場消費刺激的政策。我想這兩類觀點都有其道理，但我認為還不夠，所以我想提出第三個值得考慮的因素，就是政府和市場的互動之間的關系，特別是政府政策對改變市場預期、維持維護市場信心發揮的作用，我覺得這個因素遠遠超出剛剛所說這些宏觀經濟政策、微觀經濟政策的作用，因為危機到來時首先大家要有一個對未來的信心，這是壓倒一切的，沒有這個信心，即使是再多的宏觀或微觀政策也是有限的，因為我們看到很多國家都在采取類似的政策，但是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為什么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呢？就是因為在2008年第一時間非常快的出臺了措施，使得大家更有信心，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主持人(王小丫)：我們希望看到政府和市場之間的互動是積極的、協調的，而且這個火候和分寸是很難把握的，關于政府和市場互相協調的分寸、這個度，怎么來把握？

錢穎一：我想，在具體的經濟政策執行上既有對形勢的判斷，需要數據的分析，對經濟情況的把握，同時也有時機，我想這比你剛才說的“度”更為重要，因為在第一時間能夠出臺一個政策和在之后的時間出臺比它大10倍的政策效果都是不同的，所以我覺得時機的掌握是第一重要的。

主持人(王小丫)：以這個話題再請教另外幾位嘉賓，你們覺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王一鳴：中國經濟為什么能率先走出困境，很重要的是一攬子計劃出手早、出拳重，這體現了中國特有的體制特征，在應對危機過程中相對于其它國家，我們也去了一些國家，相對來說效果比較好，這使大家都找回了信心。

李向陽：在危機階段更多的可以看到，未來我們希望市場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在危機過程中政府做的干預實際上是臨時的反應，不能把它作為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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