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不會眷顧蔑視哲學的民族

-撰文 石勇

日前，2009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在瑞典皇家科學院揭曉。華人高錕、威拉德·博伊爾和喬治·史密斯3人共同獲得這一榮耀。至此，從李政道開始，先后已有8位華人是諾貝爾物理和化學獎獲得者。

高錕獲獎在中文網絡世界刮起一陣旋風。

網言

“攀親”沒什么意思

網友“狂轟濫炸”：高錕獲獎引發了媒體的大呼小叫和刻意渲染，似乎他個人的獲獎已經等同于“我們的榮耀”。這種“攀親”有意思嗎？炒作這一事件到底想說明什么，是我們很行還是我們恰恰不行？

惦念諾獎源于自卑

網友“無風要起浪”：一有華人獲獎我們就會發出尖利刺耳的叫好聲，其實這有什么必要。說自然科學類的諾貝獎有政治因素當然是極度夸張了，但對此念念不忘只能說明我們很自卑，我們潛意識地認為我們不如西方人。但無論諾獎如何權威，它從來都不可能是衡量成就的唯一標準。

分析

“華人”獲獎難以變為“中國人”的榮耀

1.

高錕獲獎對于中國人意義黯淡

的確，高錕獲諾貝爾獎除了證明寬泛意義——因而也是人種-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在智力上并不比西方人差外，什么也證明不了。

但是，認為中國人是“劣等民族”的西方偏見早就被前幾任諾獎華人得主擊潰，至今可以說已經萬劫不復。高錕獲獎的“證明中國人如何如何”的意義，顯然已經非常黯淡。

不僅如此，我們好像無法分享高錕的榮耀。他是“我們中的一員”只具有心理上的意義。在我們擺出“我們華人獲諾獎了，了不起啊”的POSE時，事情其實在性質上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一POSE在邏輯上已諷刺性地反過來質疑我們自身。

高錕出生于上海，在香港接受教育，而且出任過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這足以成為他是“我們中的一員”的證據。但讓人沮喪的是，他是美國國籍，不是國籍意義上的“中國人”。如果以國籍來報道他的獲獎，我們一定非常難堪。更重要的是，我們似乎找不到多少東西來表明高錕和你我一樣是“土生土長”非常“國產化”的中國人。相反，和曾獲諾貝爾獎的其他幾位華人科學家一樣，他的教育、研究和中國內地都沒有多少親緣關系。

2.

只拷問教育學術體制失之淺薄

一個問題自然地浮現出來：假定中國人的確了不起，但13億土生土長的中國人為何無人獲諾獎？為什么只有那些到海外求學、研究的人才取得非凡成就？

既然不是中國人智力不行，那肯定是另外的原因，因為必須有某種東西為此負責。按照流行的觀點，在排除中國人不行的情況下，問題只能歸結為中國的教育、科研土壤等不行——它們培育不出諾貝爾獎得主。同樣，這似乎也不能證明西方人很聰明，而只能證明他們的教育、科研土壤等遠遠優于我們。

應該承認這個觀點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而且符合我們的邏輯直覺。它所作出的推論雖然了無新意，但也算深謀遠慮：要培養諾貝爾獎得主，或者僅僅是提升中國的科研水平，必須終結把人當機器培養的應試教育體制和只可能制造學術腐敗的學術體制。但這最多只是“出人才”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并且，這樣的必要條件也是“弱”的而不是“強”的。別忘了，一個人能夠取得非凡成就，與諸多因素息息相關，天賦、興趣、環境只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而且很難說有一個因素是決定性的。

從這種意義上講，把只是“華人”而不是“中國人”獲得諾獎歸結為教育、科研體制，雖然很正確，但也近乎“正確的廢話”。細究之下，它只是思維偷懶的結果：我們太需要一個靶子來緩解我們的焦慮了。

結論

諾獎不可能產生于功利化氛圍

如果真的要玩深度，恐怕必須追溯到這一層面：我們之所以不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們在哲學上不行。而應試教育和學術體制的功利化，不過是輕視哲學思維訓練、缺乏直面邏輯與道德正當性拷問的勇氣的一種癥狀。哲學是一切學科之母，物理學、倫理學等概莫能外。在古代，一個人對哲學的學習實際上也是對其它還未“分科”的知識的學習，“知識”和“邏輯思維”同步進行。現代的學術分科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區分了哲學與具體學科，但哲學從來都具有基礎性。一旦具體學科在方法論等方面陷入困境，哲學的分析澄清功能馬上顯示出來。很難想象，一個研究高深問題的人居然對哲學認識論一無所知。

哲學的經典版本是對話。動機是好奇、懷疑。前提是自由。這些都構成一個人在其它學科上作出巨大成就的基礎。

從世界上看，一個哲學思維發達的民族是可怕的，而一個在哲學上不怎么樣的民族真的不怎么樣。猶太人在科技和賺錢上的“厲害”一直為人津津樂道，但影響和改變了這個世界的思想大師，也多出自這個民族。

蔑視哲學已經成為當下中國社會流行的趣味，原因是哲學不能帶來利益。這種目光短淺實際上是對研究高深問題的一種拒絕。諾貝爾獎不可能產生在這種功利化的氛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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