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研究員鄒平座：中國政府及領導人當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本報記者 晏耀斌 北京報道

10月12日19時，瑞典皇家科學院公布，美國經濟學家奧斯特羅姆和威廉姆森獲得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資料顯示，前者是公共資源研究方面具有領先地位的學者，后者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命名者，其突出貢獻在于管理的科學性。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之前獲獎呼聲很高的主流經濟學家，比如研究貨幣政策的經濟學家約翰·泰勒等，卻被諾貝爾經濟學獎拒之門外。“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央行研究局研究員鄒平座如是評價。

《華夏時報》：為什么說這兩個經濟學家獲得諾貝爾獎是“意料之外”？

鄒平座：有兩層含義：其一，他們獲獎在意料之外；其二，也是值得我們自豪的，這個獎項實際上是頒給中國的。當今世界，中國才是名副其實的新制度經濟，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解決了中國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還實現中國的崛起，有哪個國家取得了如此舉世矚目的成績？

此外，強調人與生態的相互影響并走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最能擔當這樣評價的還是中國。中央不僅提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戰略，而且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五個統籌：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

這五個統籌蘊含著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均衡發展、可持續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遠遠超越了奧斯特羅姆的觀點，且已在中國得到切實的執行。從這個意義上，中國政府以及中國領導人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當是實至名歸。

《華夏時報》：盡管有人對該獎項有質疑，但其仍具導向性，對此你怎么看？

鄒平座：這是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一種否定。具體說來，以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派，不僅沒有預測到本次大危機的爆發，還對引爆大危機扮演了推手角色。

《華夏時報》：在你看來，他們在決策上有錯誤？

鄒平座：雷曼兄弟破產倒閉被視為大危機開始爆發，次貸隨即被認是為引發大危機的根本原因，銀行家的貪婪和金融衍生品的過度創新成為指責的對象。問題不單如此。自2004年開始到2006年底，美聯儲通過14次加息將利息提高3.5個百分點。美聯儲將物價上漲歸咎于貨幣流動性過剩，其實這是全球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尤其是金磚四國需求的崛起。單純錯誤的貨幣政策給了美國乃至世界經濟致命一擊，且成了次貸爆發的直接導火索。而實施者就是以格林斯潘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家。

《華夏時報》：美聯儲緊縮政策是錯誤的，我們似乎也未能幸免。自2007年1月開始，直到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多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你怎么看待？

鄒平座：這也給國內主流經濟學家提了個醒。回過頭來如何看待經濟過熱和泡沫是有必要的。

泡沫的產生有兩個途徑：一個是價格上漲過快偏離價值；一種是價值下降，包括企業利潤下降、老百姓收入下降、成本上升導致的泡沫。中國當屬于后者，解決的辦法就是通過提高生產力總體水平、推動自主科技創新、推動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來增加有效供給從而消除泡沫，而不是緊縮政策。由此可見，完全依賴貨幣政策是有缺陷的。

《華夏時報》：對此，本報在今年兩會時曾以《經濟學家為何誤判》一文率先對經濟政策進行反思：從緊的貨幣政策是缺乏預見性的，并沒有拿捏好分寸、做到靈活從緊，事實上加劇了經濟困難。時至今日，中國經濟的復蘇似乎掩蓋了反思的深入。

鄒平座：反思是必須的。中國現在的崛起主要是經濟的崛起，我們必須要有自己的獨立的理論體系，這樣才能形成中國的自信。經濟理論傀儡還是抱著西方的不放，我們怎么能完全相信他們的經濟政策呢？前蘇聯和阿根廷就有這樣的教訓，它們不是被自己的制度打倒，而是被西方的經濟理論打倒，大危機給了我們反思的機會。

《華夏時報》：那么在復蘇過程中，經濟政策是不是更應該謹慎？

鄒平座：是更應該謹慎。在保持資金的有效投入下，要對當前兩個問題有清醒的認識：第一，所謂過剩是產能過剩還是需求不足？其二，貿易壁壘抬頭隱藏著風險。1933年大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就是貿易壁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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