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杉
劉杉，經濟學博士、中華工商時報副總編輯、兼任南開大學國經所教授，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信托與基金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管理學院MBA導師，曾供職于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分行，著有《中國再平衡》，《聚焦生活中的經濟學》。
在中共部級干部里，財政部長樓繼偉是個性比較突出的一個，這與其成長環境和學術背景有關。因為自信和開放，樓繼偉回答問題就坦誠專業，而不是繞來繞去“講政治”。
樓繼偉調侃說，他除了帶副部長做助手，還帶了一個大包，里面裝滿了材料，準備回答各種問題。雖然是玩笑話，但這一點應該得到肯定，這體現了高級官員的敬畏心理，既敬畏專業責任，也敬畏人民的知情權。
當然，小報告不是要對樓繼偉進行表揚，而是要解讀一下樓繼偉的記者會透露了哪些政策特點。
信號一：財政政策比總理報告講的要積極。
李克強總理做的政府工作報告談到財政政策時，提到2015年財政赤字規模是1.62萬億元，赤字率為2.3%。僅從這個數據看，所謂的積極財政政策并不激進，甚至與經濟下行壓力相比，還顯得頗為保守。但樓繼偉稱，按照2015年實際預算支出和收入計算，赤字率是2.7%，而非2.3%。因此，2015年赤字率實際增加了0.6個百分點，大大高于總理報告設定目標。
這里的奧秘在于，2014年存在的財政支出結余，轉為2015年的財政支出，但沒有列入預算支出范圍，這在賬面上表現為減少了赤字規模，但實際赤字規模更大，應該在1.8萬億以上。這樣看，2015年的財政支出規模大于政府報告提出的目標，因而財政政策會比總理報告要積極。
信號二：不會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
在經濟調整過程中，減稅呼聲較高，這也符合中央政府以供給促需求的宏觀調控原則。但實際情況是，簡單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并不能體現公平原則，因為一個人減稅與一個家庭減稅的效果是不一樣的。從財政部角度看，所得稅改革最終要實現綜合所得稅改革目標，即以家庭為征稅對象。由于這一改革目標需要以私人信息登記系統完善為基礎，因而需要一定時間過程。
當然，在這一過程完成前，再度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也有利于民生和刺激消費，或許考慮到了財政收入的增長困境，政府也是能不減就不減了。但盡可能加快所得稅改革，應該是樓繼偉要做的事情。
信號三：地方債實際規模比審計數量大，中央給地方“開口子”。
地方債統計改為余額統計，但在統計過程中，地方政府一改審計時隱瞞債務總額的心態，拼命擴大實際上報財政部的債務總額，可以預見，實際債務總額一定高于審計數目。盡管如此，中國這樣的政治制度不會任由地方財政破產。除了萬不得已要進行債務重組外，允許地方政府通過銀行“借新還舊”，就是中央給地方開的政策口子。
從這點看，地方債不可能出現實際發生的債務違約，更不可能出現系統性債務風險，這不是因為債務安排沒有問題，而是政治上有要求，技術上有辦法。
信號四：稅收清理要緩一緩。
長期以來，地方政府存在為招商引資隨意減免稅問題，在財稅改革背景下，統一稅收政策也在清理之中。聯合國貿發會議研究成果也顯示，各國吸引直接投資的方法進入更高階段，即普遍放棄稅收優惠，而是通過改善整體投資環境來吸引投資，當地是否存在產業集聚效應，是外商投資的重要決策依據。由于大環境要求地方政府放棄稅收優惠，避免地方惡性競爭，中央要求清理稅收政策，就是自然而然事情。
不過由于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大，此時若急于清理稅收政策，可能加重地方經濟壓力，因此緩一緩，就是不得不向現實壓力低頭的做法。
樓繼偉的記者會干貨不少，但這四大信號，更應引起投資者和消費者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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