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鳴:將調結構轉方式放到發展重點 要以放緩速度為代價

鳳凰網財經訊 2011年1月15日，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主辦的第二屆中國經濟年會于北京中國大飯店舉行，此次年會會議主題為“把脈中國與世界經濟走勢”。鳳凰網財經全程圖文直播。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在會上表示，速度和結構有矛盾關系。如果把調結構、轉方式放到重點作為主線，必然要以適當的放緩速度為代價，而且從未來的趨勢看，我們也沒有條件支撐高的速度，它帶來的后果就是在潛在增長水平慢慢降低的時候，再要強行保持這種高速度，必然帶來通脹壓力的持續化，通脹會長期化。必須對這個問題有所認識。

以下為王一鳴發言實錄：

馬洪濤: 謝謝呂所長就調結構所開出的藥方。接下來請王所長談一下轉方式的問題，我們注意到在中央“十二五”規劃當中已經明確不再把GDP增長作為首要目標提出來，但是在目前很多地方提出來“十二五”規劃當中，GDP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這會不會成為我們轉方式的一種障礙？

王一鳴: 轉方式是中央明確提出的“十二五”時期的一條主線，對這個問題現在認識的一致性慢慢提高了，對緊迫性的認識也提高了。但是怎么樣落到實處？好象現在看來很困難。現在地方正在編制新一輪“十二五”規劃，追求速度的傾向似乎沒有太明顯的改變。當然，沿海有些省份已經在轉型，因為再加速加不起來，比如上海、浙江再靠投資，投什么，投資很難上去。但是從大多數省來看，追求速度這種傾向還是比較強烈的，我擔心新一輪躍進式的競爭比賽，它帶來的風險會很大。所以，這就涉及到對一些問題的認識，中國經濟已經高速增長了三十多年，10%的速度，我們這種高速度還能持續多久？這需要理論層面進行一些深入的探討。這就涉及到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水平問題，它的潛在增長水平到底有多大？我的一個基本認識，在經歷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以后，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水平會逐步下調，其基本原因就是我們的儲蓄率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老齡化的到來，儲蓄率會有所降低，會帶來投資率的下降，勞動力的供需形勢會發生變化，勞動力成本會明顯上升。

王一鳴: 這就取決于我們在全要素生產率能不能有大的提升，從最近幾年的實踐來看是下降的，沒有明顯的提升，主要是我們創新能力沒有明顯的提升，人力資本結構沒有明顯的提升。這是一個內生的條件，我們說會發生變化。

王一鳴: 外部的條件就是資源和環境的約束，外部約束正在越來越加劇，原來說的能源規劃到2020年30億噸標準煤，事實上我們去年能源消費量已經超過32億噸標準煤，現在提前十年而且突破原來2020年目標，現在2020年規劃40億噸標準煤，也非常困難，能不能控制在40億噸標準煤，肯定要求速度不能太高，如果速度高了，調結構、轉方式很難實現。速度高了，我們要降低投資率，提高消費率，我認為做不到。現在內地怎么提速度，還是靠拉投資，有的地方投資超過GDP，我覺得這個已經有點不太現實。速度高了，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也很難提高，速度高了，服務業的比重和服務業的就業比重也很難提高，結構很難改善。所以，我覺得速度和結構肯定是有矛盾關系。如果把調結構、轉方式放到重點作為主線，必然要以適當的放緩速度為代價，而且從未來的趨勢看，我們也沒有條件支撐高的速度，它帶來的后果就是在潛在增長水平慢慢降低的時候，再要強行保持這種高速度，必然帶來通脹壓力的持續化，通脹會長期化。所以，我覺得必須對這個問題有所認識。

王一鳴: 今年的工作重點，特別是在地方層面，我們地方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非常積極的力量，地方之間項目的相互競爭，帶來一些負面的作用。所以，在今年工作中，地方政府怎么樣把工作重心真正轉到調結構、轉方式上來，真正加大研發的投入，加大人力資本的投入。我覺得這個是政策轉型的一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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