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專家：中美雙方應當崇尚溝通 不該相互埋怨或指責

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陳永龍

鳳凰網財經訊 2010年5月27日，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簡稱CCIEE)主辦的第十一期“經濟每月談”活動在北京舉行，本期的主題是“中美戰略與經濟合作”。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陳永龍表示，中美理性地看待對方以及雙方之間的問題、差異或者矛盾，是建立互信的重要基礎，雙方應當是崇尚溝通，而不是相互埋怨或者指責。

以下是陳永龍發言實錄：

陳永龍：

大家早上好，我非常高興在這個場合下發言，盡管在外面跑的多，接到魏部長的邀請，我是前天剛從美國回來，我非常贊賞剛才兩位嘉賓的發言，我今天也是來學習的。我的標題是“理性推進中美戰略互信”，是極其理想主義的標題，但這也是我們必須提的。因為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幾個關系，我們客氣一點兒、謙虛一點兒，說是最重要的幾個關系之一。但中美關系對我們中國來說就是最重要的關系，沒有之一不之一的問題。我們改革開放、我們所取得的成就、我們的外部環境，我們的主權利益、核心利益，沒有哪一個不跟美國沒有很大的關系，而且是不一般的關系，就跟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問題一樣，有時候外因大于內因。去年底奧巴馬總統訪華以后，一直到今年年初，一系列的問題和矛盾就浮出水面了。本月舉行的第二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雙方陣容都很豪華，氣氛熱烈，有政治方面、經濟方面的，給人感覺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那么，中美關系為什么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出現了冰火兩重天的情形呢？這是中國關心，世界關注，也是領導人、決策機構非常傾力投入的，也是智庫學者們最潛心研究的一個重大問題。我很贊成兩位提出的看法，我認為中美關系的要害就是互信——戰略互信。

經過30年的曲折和發展，雙方對戰略互信的認知有了很大的提高，雙邊關系也逐步走向成熟，但是對于制度、價值觀、發展模式和發展水平的差異，雙方所建立的互信尚不穩固，或者說在許多情況下雙方還是缺乏互信。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保障雙邊關系健康穩定地發展，要建立互信，建立一種在任何情況下不受或者少受各種因素的干擾，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進程。我今天凌晨寫了一個草稿，我就在想需要多長時間？不好說。所以我就寫了一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進程，雙邊關系在這個進程當中，在互信建立得比較穩定、成熟以前，世界將隨著世界大事和中美兩國的內部環境的變化而不同。在當前情況下，由于兩國領導人的頻繁互動，決策機構人員的多層次的溝通和對話，中美關系又一次渡過了階段性的困難，或者說又一次增大了加強互信的同時，避免了更大的或者是有時是人為的不必要的波折。

陳永龍：

如何理性地看待對方以及雙方之間的問題、差異或者矛盾，是建立互信的重要基礎，雙方應當是崇尚溝通，而不是相互埋怨或者指責。以金融和經濟問題為例，燕生剛才講的很詳細，我感到在這次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信心問題、政府的重要問題、共同應對合作問題，都是雙方議程表上最優先的位置。所以相互協商，同舟共濟成為那段時間的主流。但是一旦情況有所好轉，就開始了對中國一個又一個的調查，例如，一種論調認為，使人民幣匯率低估導致了貿易失衡，造成美國大量失業的原因。許多研究統計數據都表明，這種論述是不符合實際的，而且帶有很強的政治傾向。我在這個月中旬去了美國，跟美國國會議員、智庫人士、前政要進行了會面，他們對我們的埋怨或者是希望的聲音不少。

外貿平衡，主要是產業機構和政策，匯率的高低不完全是經濟因素，既有貿易的，也有市場的，也有經濟力量的政策，也有政府和發展戰略的因素。我開玩笑說，當年我們人民幣匯率定成8.34元的時候，為什么不定到12元呢，這樣的話會比現在的日子好得多。當時爭論都非常大，取了一個折中方案。

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亞洲金融危機，和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都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這為克服金融危機、各國經濟增長作出了犧牲，也付出了代價，當然也作出了貢獻。所以，中國不能走、也不想走當年日元匯率顛覆性調整的老路，也不想面臨走現在歐元所面臨的艱難處境。中國需要美國、需要世界的理解，我在美國訪問的時候，也親身感受了一點金融危機之后美國老百姓的生活，就從乘飛機的角度說，在美國國內乘飛機，我過去沒聽說過，托運一件行李還要付錢。現在托運一件行李還須增加20美元，在航班上喝茶、喝飲料，旅途稍微長一點，用餐，需要先刷卡。我坐的是公務艙，還好一點兒。我后面兩個同事就苦了。我就感到美國經濟復蘇還是缺乏活力，需要找出路，但是從人民幣匯率找出路，可能是犯了一個方向性的錯誤，也不明智。因為正是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帶動了世界經濟，這是世界不可否認的。當然，中國經濟雖然發展快，但要進行結構性調整，也就是從出口向內需型增長，需要一個很艱苦的過程、一個很痛苦的過程，而且時間不會太短。現在人民幣匯率問題，進入了一個單一國家或者幾個國家都無法抗拒全球化的，“去全球化”是行不通的。所以中美經濟相互依賴，或者是共生關系，只會越來越強。所以加強平等的合作，同舟共濟恐怕是一個長期的趨勢。

陳永龍：

中美關系是一個最特殊、最敏感而且也最具全球影響力的關系，而兩國的結構性的矛盾，時時刻刻影響雙邊關系的發展，所謂的結構性矛盾的核心就是中國的發展越強大，對世界可能會帶來許多不確定性，也必然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也就是所謂的大國人權。在這個問題上，在美國、歐洲，包括中國在內，有相當大的市場，但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沒有做好思想準備去解決這個問題。也許應急的太早，沒有什么好處。但隨著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之后，保持十年、二十年的快速發展，和美國的國力相對下降，已經不斷地表現出來。因為不少人認為歐盟、現在的金磚四國，都是在一個或者幾個領域和地區，有時候在全球發揮影響。但他們的影響都不能和美國比，而唯獨中國，包括在經濟、政治、安全，現在已經開始了，能夠與美國有一比，甚至將來會超過美國。所以這種狀況，隨著中國“樹大招風”，再怎么說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還很窮，到西部地區看看，即使是上海，又怎么樣，還是和西方國家差距很大。但西方國家認為，只有中國才能和美國一比高下。所以這就引起了中美結構性矛盾。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是一個偽命題，把將來的可能看作現在的力量。但是，喜歡尋找對手或者是不科學地講喜歡尋找敵人，美國接受了這個偽命題、接受了這個定式，那也就是中國未來會取代美國。但歷史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兩次大戰也都說明戰爭的爆發是處于相同價值觀的國家之間。

所以，中國的發展上升并不會挑戰美國，中國政府也都表明中國無意有能力挑戰美國。客觀來說，結構性的矛盾并非不能化解，并非要你死我活，搞一個競技式的高下，中美關系30多年發展歷程表明通過戰略對話，通過尋求共同利益，通過共贏來化解。大家可以比較一下，戰略對話和戰略與經濟對話已經開始好幾年了，而且把最近兩次和以前比較，可以看出來，對話的議題也增多了，也廣泛了，程度也越來越深了，達成的成果也越來越多了，雙邊關系也就顯得越來越成熟了。所以，雙方的核心利益分歧是能夠通過對話來求得相對的平衡和解決的。從歷史上看，任何一個大國的興衰，最大的挑戰是不能準確地對自己定位，解決好來自自身的挑戰，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必須走和平發展的道路，走改革開放的道路，這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我們在國際上的話語權不是靠“談談”得來的，是靠我們自己的一點一滴的努力發展自己建立起來的。我講的這個話可能比較重，我并不否定過去在談判中的作用，但歸根到底是靠我們努力、一點一滴建立起來的。美國的繼續繁榮，也必須對內解決好發展競爭中的各種挑戰和對外發展中的平等伙伴關系，這也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陳永龍：

所以說超越盟國和對手的歷史理念和加強兩國的合作，是推動人類文明的歷史責任，兩國也必須建立平等互信和戰略伙伴關系，這是雙方義不容辭的責任。在建立互信的過程中，雙方必須認識到全球時代使我們形成了利益共生的關系，但民主主權國家的核心原則沒有過時，并將向長期增長，因此雙方必須照顧對方的核心利益和主權關系，中國的現代化不會也不需要以犧牲美國的利益為代價，不會對美國形成挑戰和威脅。恰恰相反，是美國實現繁榮的一個機遇。同樣，美國要保持持續繁榮，要保持世界領導者的地位，也不能限制中國發展，也不能以犧牲中國的利益為代價。

我在這兒想強調一點，在奧運會之前，我腦子里有一個想法，揚眉吐氣和韜光養晦。我當時一直想用這八個字做文章，但60多歲的人了，還沒有退休，做的事兒太多，所以沒有做一個文章。我們奧運會已經舉辦了，世博會也即將舉辦成功，60年大慶也顯示了我們的成就。“中國傲慢論”當然更多的是對的指責。但是我們可以從這些方面檢查一下，我想，這里面恐怕還要認真地好好總結一下自己，因為現在槍打出頭鳥， 我在美國最大的一個印象是，美國和我們都是世界排放大國，我們剛剛超過美國。但美國人給我講了一句話，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兩個人給我講的話，一個是聯合國秘書長特級顧問、哥倫比亞大學地球所所長薩克斯，一個是李侃如，他們對我講，我們都是排放大國，我承認“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但是你要注意，雖然我們都是排放大國，但我的責任肯定比你輕，因為我是在向下走，你是在往上走。這個講的不無道理，所以我們現在在哥本哈根會議以后、在坎昆會議之后，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方式，確實我們還需要繼續謙虛謹慎，還需要繼續韜光養晦，從100多年以前中國的門戶被西方的艦炮打開了大門，到改革開放之后，我們主動打開大門，我們始終保持一種學習的態度，只有學習才能使我們民富國強。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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