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師薩繆爾森與世長辭 偉大的教科書合上了最后一頁

一本發行上千萬冊的經濟學經典教科書，幾乎讓所有的經濟學后生成為薩繆爾森門生

王慧卿 宋冰

“一本偉大的教科書合上了最后一頁。”作家吳曉波昨天在網上留言說。

13日，一代宗師、新古典綜合派代表人物薩繆爾森在寓所與世長辭，享年94歲。他的經濟學經典教科書發行上千萬冊，影響了整整幾代人。

至此，20世紀三位“最主流”的經濟學家均已作古：凱恩斯早在1946年就為二戰后全球金融體系重建而耗盡心血、勞累抑郁而終，米爾頓·弗里德曼也在2006年辭世。

麻省理工學院(MIT)校長蘇珊·霍克菲爾德13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說：薩繆爾森“改變了他接觸的一切”。保羅·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網站即時撰寫的博客中寫道：“想要完整地描繪出薩繆爾森的偉大成就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薩繆爾森出身自由主義大本營的芝加哥大學，卻大膽接受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思想，他試圖彌合兩者之間的裂痕，創造了至今仍是主流經濟學典范的新古典綜合學派。

“我認為薩繆爾森最大的貢獻是，他把經濟學變成了一套規范的演繹的體系。他正因此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現代經濟學成為一門科學，這個基礎工作就是薩繆爾森做的。正是薩繆爾森所打下的基礎，使現代經濟學逐漸具備了很多科學的特征。”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在接受CBN采訪時表示。

經典教材

薩繆爾森最為人熟知的，是他的經典教科書《經濟學》。目前市面上形形色色的經濟學教科書，基本都以薩翁的書為模本——將經濟學分為微觀和宏觀兩部分。

在中國的大學里，薩繆爾森的《經濟學》也是每個學習經濟學的學生的必讀書目。這本教材每隔兩年更新一版，至今已發行至第19版，被翻譯成40余種語言，銷量超過上千萬冊。

當年看到這本教科書時，美國經濟學家、新制度學派領軍人物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大為感慨，下一代人將會跟隨薩繆爾森學習經濟學。這句話迄今仍未過時。

“這是部杰出的著作，清晰流暢又平易近人，充滿洞察力卻又完全沒有任何傲慢。他關于投機和貨幣政策的見解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這些理論與很多僅僅在前幾年教授的理論背道而馳，然而卻能夠完全適用于當前的危機。”克魯格曼寫道。

薩繆爾森寫這本書的動機，倒令人忍俊不禁。二戰期間，薩繆爾森在MIT的輻射實驗室工作，研發追蹤飛行器的電腦，并作為戰時生產委員會的顧問。戰后，他恢復教書，并且與妻子馬里恩·克勞福德(Marion Crawford)開始正常的家庭生活。當馬里恩第四次懷孕后，她生下了三胞胎，都是兒子。這讓薩繆爾森家庭中的孩子數目翻了個倍。

很快，他們發現，每周送去洗衣房的尿片就有350片之多。薩繆爾森的朋友們建議他寫書增收。他決定寫一本經濟學教科書，但是這本書必須不會對學生產生壓迫感，也不要太復雜。而且他想要以少有人真正理解的凱恩斯革命為書的中心。

薩繆爾森說，他是“累死累活”地寫這本書的。他在書中運用了詳細的圖表、彩色圖案以及幽默。《商業周刊》曾評價道，這本書對“給全世界一種統一的經濟語言大有幫助”。的確，后世的眾多教科書也學著薩繆爾森的書加入許多幽默段子，包括目前炙手可熱的曼昆版經濟學教科書。

“背叛師門”

薩繆爾森1915年5月15日出生于美國印第安納州的加里城，其父為藥劑師弗蘭克·薩繆爾森。一戰后，薩繆爾森一家移居到芝加哥。薩繆爾森進入海德公園高中讀書，并開始研究股市。上世紀20年代股市繁榮期，他甚至曾經幫助自己的代數老師選股票。

離開海德公園高中后，16歲的他進入芝加哥大學。“1932年1月2日，我作為經濟學家重生了。”薩繆爾森表示。

那天，他聽了進入大學后第一場關于托馬斯·馬爾薩斯(研究貧困與人口增長的18世紀英國經濟學家)的演講，于是他開始研習經濟學課程。

芝加哥大學是上世紀最著名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根據地。然而，薩繆爾森對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學的評價是“精神分裂式的”。當時美國正處在大蕭條當中。薩繆爾森回憶說，經濟周期理論的課一直在討論失業，而經濟理論課則根本不提失業。的確，在古典經濟學中，均衡狀態即是就業。

“當時存在的細節并不受到關注，”薩繆爾森回憶道，“然而大多數時候，倒閉的消息都充斥在我們周圍。如果你住在芝加哥中產階級聚居的街區，那就每天都有大人和孩子敲門問，‘我們快餓死了，給個土豆好嗎？’”

1935年從芝加哥大學畢業后，薩繆爾森來到哈佛繼續學業。作為芝加哥大學的學生，薩繆爾森最初非常抵觸凱恩斯。“我最反對的是，存在均衡狀態的失業。”薩繆爾森說，這說明一定程度的失業是無法消除的。

最終，他的思想出現了轉變。“既然有種理論讓我能夠理解羅斯福新政在1933年到1937年之間的作為，為什么我要拒絕？”

盡管薩繆爾森不足40歲就贏得了約翰·貝茨·克拉克獎(有“小諾貝爾經濟學獎”之稱，獎勵年輕的美國經濟學家)，而且已經開始具有國際聲譽，但是，1940年哈佛只給了他一個講師的位置。一個月后，MIT邀請薩繆爾森去擔任副教授。

此后，薩繆爾森發現擁有了極大空間，才思噴涌，學術創作一發不可收拾。

“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夢寐以求能寫出哪怕一本革命性地改變人們思考或理解方式的著作。然而這樣的著作，薩繆爾森寫了足足好幾打。從國際貿易到金融，從經濟增長理論到投機理論，薩繆爾森在經濟學領域中無處不在。”克魯格曼寫道。

1970年，薩繆爾森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第一個獲得該獎的美國人。

巨大政策影響力

直至去世前，薩繆爾森仍然活躍于經濟思想領域。

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MIT博士羅伯特·席勒在薩繆爾森去世后告訴《華爾街日報》：“我們甚至在他逝世前不久仍然保持著聯系。”

“他想與我一起反思市場投機行為……這場談話并沒有真正改變我的想法，至少現在還沒有，但是后來我想到，他是我見過的最為不同尋常的人物。他是真正地為了那些崇高的目標而在奮斗。”席勒說。

薩默斯也說：“薩繆爾森首先是個學者而不是政客，他過去常常驕傲地談到，他從不會在華盛頓待滿一周時間。但是通過他的研究、教學和寫作，他對這個國家甚至這個世界施加了遠超過其他政府官員的影響。我們將再也見不到這樣的人了。”

盡管如此，薩繆爾森理論對公共政策仍有不小的影響力。

1964年，美國前總統肯尼迪采納了薩繆爾森的建議，實行了著名的“肯尼迪減稅”政策，減稅增加了消費支出，擴大了總需求，并增加了經濟的生產和就業。

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思想對中國的經濟運行也有著不可忽視的貢獻。

“改革開放后在我國經濟學界，包括在制定經濟政策的層面上，我們所參考的很多基本命題，比如說匯率、國際貿易順差，包括稅制改革等等各方面，我們所依賴的這個分析的基礎，都是來自于薩繆爾森。”張軍對CBN記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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