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會長歐倫斯（左）與鳳凰財經紐約記者Chloe（右）合影
【編者按】當下世界局勢風云變幻，國家關系錯綜復雜。中美關系作為焦點之一，其博弈合作，未來走向備受外界關注。中美兩國領導人提出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在此背景下，中美關系又會如何發展？對世界格局帶來哪些影響？鳳凰財經專訪了多名中美問題學者，本期對話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會長斯蒂芬?歐倫斯。
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一直被視為中美政治經濟關系的橋梁。斯蒂芬?歐倫斯自2005年擔任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會長這一務至今已有十年。作為中美關系的見證人，歐倫斯曾為推動中美關系的發展做出過積極的貢獻。2015年，是中美建交的第36個年頭。專訪中他很開心地告訴記者，作為1979年中美建交法律團隊的成員，那會他被時任美國總統卡特稱為“小土豆”。
歐倫斯說：“中美建交的初期，卡特總統是我在國務院的上司，他叫我“小土豆”。那時推動中美建交的特使團成員不多，中美故事的開始其實是我們對中國不曾有預期。但我現在眼中的中國，色彩特別豐富。中國的孩子們受到良好的教育，人們穿的用的越來越好，醫療環境不斷得以改善 我是這一切的見證人。”
他直言，中美友情已經確立，已從萌芽走向攜手發展階段。“時機現已成熟。美國經濟的復蘇，只欠東風。而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則需憑“借力”。中國無論是擴大對外投資，還是增加國際資本的流動性，都已初顯信心。歐倫斯還說，這會是一場“好戲”，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只看中美兩國如何把握！
中國的變革令美國人霧里看花，不理解
針對中國目前正在經歷的一系列改革，歐倫斯坦言，美國人有些“霧里看花”和不理解，但他可以肯定，十八屆三中全會后，中國的改革是有助于中美間合作的。同時，他也認為，“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已不再能充分說明中美間的關系和互動。
歐倫斯說：“在2014年，我們看到中美間的一些問題有所顯現。盡管中美間的經濟互動依舊熱絡，但是中美在東海以及南海問題上的摩擦，還是值得關注的。APEC會議期間 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的會面，直面這些矛盾，也產生了一些化解的可能，比如十年簽證的開放。這的確提供了很大便利，我們會看到這一政策產生的后續變化。
自去年11月開始 中美關系再度重回“正軌”，對于歐倫斯來說，今年中美間的大事件就是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互相承諾，但卻還沒有完成的《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
歐倫斯告訴記者，如果協定一旦達成，那么這個影響力將是巨大的。“在1978年，我曾代表美國投資者去中國推進中美經貿。我們去了深圳、廣州、上海、北京，過程中將美國的文化傳遞給了中國。現在剛好反過來了。美國人繼續在中國投資，而更多的中國人也將走出國門，來到美國進行貿易投資。我相信，這些中國投資者會成為中國貿易的“特使”，將中國價值和“中國夢”輸出給美國。”
“中美間的投資就像一場婚姻”
歐倫斯對鳳凰財經記者特別強調了投資的重要性。他說，簡單的交易和買賣都不如長期投資來得實在。
“好比我（美國）想賣一樣東西，我每年過來（中國）一次。我們說好了一個價格，交易完成我就回國了。但是如果我要展開投資，那么這就像一場婚姻了。需要我每天關注你，我們要一起共同面對困難，為同一個目標努力工作。或許我還要為這個投資項目雇傭新人，為適應當地文化而努力。所以，我說投資更像一場婚姻。而如果《中美雙邊投資協定》于2015年或者2016年簽署，那么想必這將大大增加中美間的貿易投資量，從而加強兩國關系。” 歐倫斯說。
在歐倫斯的眼中，中美關系有時更像一種“友情”，可看出他對中美關系的“特殊“定位。他直言，中美間的經貿往來在今天看來，已經從萌芽走向發展，從磨合期走向成熟期。美國經濟的復蘇，只欠東風；而時下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尚需借力。中美兩國之間的這場抑或是博弈，也可能是好戲，只看如何把握。
中美公司一些領域是存在競爭的
歐倫斯表示，就經濟層面而言，中美公司在一些領域存在競爭，比如能源，制造業。但是這其中投資是基礎，因為中國公司在美投資，也會助于提升美國的就業率。反之亦然。再有就是外交方面也存在競爭。一旦中國的外交政策不適用于美國的利益考量，那么美國也會有相應的政策外交與之抗衡。這在俄羅斯、烏克蘭、敘利亞，以及阿富汗問題上均有體現。但這些議題也有局限性，比如當ISIS出現后，中美在反恐問題上達成一致。因此在這一層面上，中美的外交互動是不錯的。
他說，中美間在很多方面的合作互動，都取決于能源價格。曾經的美國制造業回流就是因為天然氣價格下降，今天美國天然氣價格的下降能有當時的四倍之多。因此美國再開工廠生產是由于這樣的成本很低。高科技領域方面的合作，中美雙方的領導人都希望共同推進。美國方面對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投資是持開放態度的。比如中國公司可以來美國與當地公司進行合作，開設合資公司。
中美間投資限制依舊存在 重在消除貿易“歧視”
回顧歷史上，對于中美關系的定位鮮有成功的預言家。從克林頓到奧巴馬三屆美國總統對華關系定位模式的變遷，從中不難看出，雖然造成中美關系定位難的原因有許多，但是，各屆總統把中美關系作為平衡更黨派利益和選戰拉票要素的做法，卻都是相同的。
從總體看，上屆總統對中美關系的定位往往都是被后任推翻，從而導致對華關系難以保持穩定。也有人說，造成這種局面是中美之間的結構性沖突，即美國擔心中國有朝一日會取而代之，因此很難跟中國建立起戰略互信。美國在對華問題上的這種既想遏制，又想合作的矛盾心態以及美國多元化的政治生態和利益格局，必然在對華問題上難以達到平衡。
對此，歐倫斯表示，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美雙邊貿易投資協定》談判的進展情況。他說，“我無法告訴你協定是否能夠最終達成一致，但我可以說這有很大可能，因為它使得中美雙方的貿易實現正常化。但是奧巴馬總統在接下來的兩年任期會做出何種選擇，都是不確定的。中美雙方在投資領域的障礙其中就有，聯邦政府推進貿易投資的速度太慢。”
最后，歐倫斯指出，中國對西方在華投資存在一定限制，他們更傾向選擇國有公司展開貿易。而美國對某些赴美開展業務的中國公司也存在“歧視”問題。因此，中美在這場“經濟比賽”中，雙方是不平衡的。但《中美雙邊貿易投資協定》將有望在諸多領域解決以上問題。
中國戰國時代思想家墨子倡導“兼愛非攻”，認為國家與國家之間，國民與國民之間應該“兼相愛、交相利”，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國家之間要互惠互信。通過自由貿易實現互惠；通過交流溝通實現互信。毋庸置疑的是，本輪全球經濟危機以后，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最為重要的力量之一。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迅速上升，勢必影響到原有的以大國為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的治理結構。
“寬廣的太平洋兩岸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這是習近平主席在2012年訪美時所講的。而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則需要更多政治家及學界精英們的審時度勢。
歷史回顧：
“華盛頓共識”VS“北京共識”
學界最早提出“華盛頓共識”概念的是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約翰?威廉姆森，這是一套主要針對拉美國家與蘇東劇變后的東歐國家的隸屬于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華盛頓共識主要包括十個方面的內容：：1)加強財政紀律，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通貨膨脹率，穩定宏觀經濟形勢；2)把政府開支的重點轉向經濟效益高的領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3)開展稅制改革，降低邊際稅率，擴大稅基；4)實施利率市場化；5)采用一種具有競爭力的匯率制度；6)實施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7)放松對外資的限制；8)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護私人財產權。
“北京共識”源于英國學者、任職于美國高盛公司的喬舒亞?庫伯?拉莫的論文《北京共識》。拉莫先生對“北京共識”的定義是：堅決進行革新和試驗；積極維護國家邊境和利益；以及不斷精心積累具有不對稱力量的工具。其認為“北京共識”的目標是：在保持獨立的同時實現增長，并且拉莫先生還認為“北京共識”正逐步正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學習的榜樣。
“華盛頓共識”本來純粹屬于政治經濟領域的概念，但是隨著“北京共識”概念的出現，學界關于兩種共識的競爭與對立已經超出了政治經濟學的范疇，而進一步擴大到政治學領域，并且這種對立與競爭漸現擴大化，甚而有國內有學者的認為“北京共識將取代華盛頓共識”。
鳳凰財經特約記者Chloe發自紐約 編輯/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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