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若征“李嘉誠稅”是殺雞取卵
香港市民要求設立的“李嘉誠稅”,要求在這位首富身上拔毛,以解決香港的貧富差距等問題。把錢留在企業家手里,相比交給政府,對社會的意義更大。這是為什么呢?很簡單,錢在企業家手里是資本,資本會不斷地創造出新的價值,無止境地服務社會,而在政府手里,只能是一次性地花掉
財知道:3月26日的長和系年報記者會上,香港市民拉橫幅抗議李嘉誠避稅,呼吁設“李嘉誠稅”。你怎么看待這所謂的“李嘉誠稅”。
朱海就:香港市民要求設立的“李嘉誠稅”是針對資本收益而言的,即包括資產增值稅、股息稅和累進利得稅,他們認為李嘉誠每年通過股票紅利年賺逾67億港元,但香港法律不對股息征稅,這不公平,要求在這位首富身上拔毛,以解決香港的貧富差距等問題。
對資本的所得征稅,有沒有合理性呢?我們認為沒有,因為資本在創造價值的過程中,已經支付了各種成本,比如工資、地租和利息等等,如果再征稅的話,就相當于侵犯其正當的權益,也就是企業家通過創新、承擔風險等行為本應該獲得的回報。這樣就很容易理解企業家的避稅行為了。
如企業家能合理或合法地避稅,那也就罷了,假如他做不到合理或合法地避稅呢?那他會怎么做呢?有兩種可能,一是他干脆不投資;二是他把資本轉移到其他地區。這兩種行為都會損害一個當地的經濟。不夸張地說,征稅就相當于殺雞取卵。
反對征稅的另外一個理由,甚至更為重要的理由是,把錢留在企業家手里,相比交給政府,對社會的意義更大。這是為什么呢?很簡單,錢在企業家手里是資本,資本會不斷地創造出新的價值,無止境地服務社會,而在政府手里,只能是一次性地花掉,且不管它花得是否合理,這個錢是沒有生命的。價值的創造是基于自愿,也就是說,自愿的交易行為才是創造價值的,而企業家的活動,都是基于自愿原則,企業家不可能強迫消費者怎么做,因此,企業家的活動是創造價值的,但政府征稅和花錢,都不是基于自愿的原則,它要實現的是它自己的或部分選民的目標,相當于部分人對另外一部分人的強制。
企業家最終都是服務社會,企業家賺的錢越多,說明他對社會的貢獻越大,市場經濟一個最基本的特點是雙贏或多贏,市場經濟不是“零和博弈”。也就是說,企業家追求私利的結果是實現公益,按斯密的話說,這比有意識地幫助別人更有效率。因此,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是鼓勵企業家投資創業,讓企業家自發地解決各種經濟社會問題。
不少企業家也會把他們賺取的利潤的一部分拿出來捐贈給社會,如李嘉誠,過去30年通過旗下基金的捐獻,就已達130億港元,這說明,政府不要強制征稅,不少企業家也往往會主動地把錢拿出來用于慈善等目的的,但更為重要的是,我們認為即便同樣是花錢,比如把錢用于慈善,私人花錢也會比政府花錢更有效率,也更公正,因為私人在這方面受到的各種約束要遠比政府更強。
福利主義是香港繁榮的敵人
香港給人的印象是自由港,自由是香港的生命,禁帶奶粉事件和所謂的“李嘉誠稅”的出現,使我們對香港產生了憂慮,擔心香港的“淪陷”,即轉向干預主義,并滑向福利社會。封閉的地方保護主義政策,如禁帶奶粉,和對資本征稅的干預主義或福利主義行為都是創業精神的敵人,也是香港社會繁榮的敵人
財知道:聯系到前些日子,香港禁帶奶粉,再到今天所謂的“李嘉誠稅”。你怎么看待香港的這一系列訴求?香港變了嗎?對香港有影響嗎?
朱海就:香港給人的印象是自由港,自由是香港的生命,禁帶奶粉事件和所謂的“李嘉誠稅”的出現,使我們對香港產生了憂慮,擔心香港的“淪陷”,即轉向干預主義,并滑向福利社會。
香港一直以充沛的創業精神著稱,這是支撐香港不斷向前發展的根本動力,而創業精神又是自由、開放和法治為基礎的,不具備這些條件,就不可能有創業精神的充分發揮。反過來說,封閉的地方保護主義政策,如禁帶奶粉,和對資本征稅的干預主義或福利主義行為都是創業精神的敵人,也是香港社會繁榮的敵人。
政府的干預市場行為或福利主義往往都是對民眾,或部分民眾訴求所做出的反應,所以,如果民眾有那種傾向,那將是非常危險的。托克維爾指出,維持一個法治和民主政體,物質因不如法律重要,而法律不如民心重要。這里說的“民心”,也就是指“心靈的習慣”,如果香港的民眾這種“心靈的習慣”發生改變了,從當初的崇尚創業、自由、開放和法治轉向崇尚福利和地方保護,那香港的精神也就徹底完結了。
“吃皇糧”的人“懶而不窮”是最不公
“幫窮人不幫懶人”。還有一些人懶但不窮。吃皇糧的部門的“福利”太好了,收入相對來說太高了,這個“吃皇糧的制度”使得這些人可以“懶而不窮”。這是最不公正的,如政府加大財政收入,得到最大好處的其實是這類人。政府最不能幫的是這類人
財知道:對比香港,近日新任財長樓繼偉發表演講稱,加大財政收入是不歸路,政府幫窮人不幫懶人。你怎么看待他的這一表態?
朱海就:為新財長的這個講話叫好。新財長在這個發言中自己講到,如加大財政收入,勢必會壓縮市場的作用,這是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減少稅收,減少政府支出,才是與市場化改革相符的改革方向。李嘉圖早就說過,“最好的財政計劃是節流,最好的賦稅就是稅額最少的賦稅”,新財長的這個講話與李嘉圖的觀點是一致的。
“幫窮人不幫懶人”這句很有意思,有的人是由于懶才變窮的,而另外一些人是不想懶也變窮的,還有一些人懶但不窮。真正需要幫助的是第二類人,不能幫助的是第一類人,第三類人為什么懶但不窮呢?是不正當的制度幫助了他,如福利制度,但當前的主要問題還不是“名義的”福利制度,如社保,而是另外一個層面意義上的福利制度,即吃皇糧的部門的“福利”太好了,收入相對來說太高了,這個“吃皇糧的制度”使得這些人可以“懶而不窮”。這是最不公正的,如政府加大財政收入,得到最大好處的其實是這類人。政府最不能幫的是這類人。
人不是天生就懶或勤勞,很大程度上是個制度問題,好的制度會使懶人變勤勞,從而致富,改革就是要建立這樣一種使懶人也動起來,富起來,并杜絕“懶而不窮”現象的制度。
朱海就系浙江工商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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