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論：告別“允許”式改革

編者按：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于2013年11月15日全文公布。這一《改革決定》會對中國未來10年乃至更長時間的基本政策方向產生什么影響？《財知道》推出“十論改革決定”系列解讀，本期為“三論”。

21個“允許”

這次的《決定》為何讓大家喜大普奔？因為大家發現一夜間好像自由了不少，官方思想的解放帶給大家新解放。這就是大家要的干貨，也就是行動的自由，“不允許”的減少。大家不需要政府給自己謀幸福，只需要政府少妨礙自己謀幸福。

財知道：《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文公布后，大家驚呼有干貨，你怎么看？

胡釋之：這次的《決定》為何讓大家喜大普奔？因為大家發現一夜間好像自由了不少，官方思想的解放帶給大家新解放。這就是大家要的干貨，也就是行動的自由，“不允許”的減少。大家不需要政府給自己謀幸福，只需要政府少妨礙自己謀幸福。簡單檢索下，這次的《決定》有21個“允許”，而10年前的《決定》只有1個“允許”。

財知道：但如何保證這些“允許”得到落實呢？

胡釋之：這確實是個大問題，“允許”有著太大的不確定性，除非對“不允許”有確定性的懲罰。

比如10年前的那個獨苗允許，“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這本就是個無需允許的允許，法律法規未禁入的還有什么不允許？但就是這樣一個天經地義的允許，這之后又用了“老36條”和“新36條”加一起整整72條加以落實，可實際結果呢？想不允許還是不允許，口上允許，實際還是不允許。破解這種口惠而實不至的僵局，必須要有根本性的理念轉變。

告別“允許”式改革

要樹立恒心，建立恒產，必須進行“必須”式改革。為什么“必須”？因為這本就是大家的不能被侵犯的權利，是先于政府的。政府存在的意義只是保障這些權利不受侵犯，而不是創造、賦予這些權利，當然也就更不能侵犯這些權利。

財知道：什么理念轉變？

胡釋之：就是告別“允許”式改革，進入“必須”式改革。從包產到戶起，中國的改革就沒有真正脫離“可以可以也可以”的路數，始終是一種賦權思路，而不是一種還權思路。比如這次的《決定》里提到的依然是“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這樣的權利實際是一種特權，依托于官員的施舍。想獲得，想有保障，就要讓官員高興；不感恩戴德，讓官員不高興，就可能被收回。對官員沒有約束，你不能約束給你自由的人。說好了給實際卻沒給，你除了覺得這人怎么這么說話不算數，不能有更多抱怨，更別說加以懲罰。也正因為如此，他才越有可能說話不算數，反正說話不算數你也不能拿他怎么樣。本就是施舍嘛，收回施舍，或是少施舍一點，多大點的事啊。你想，如果都這么看待權利，權利哪能牢靠？行為不短期化才怪，只有輕信于人，頭腦發熱才會做長期打算。

要樹立恒心，建立恒產，必須進行“必須”式改革。為什么“必須”？因為這本就是大家的不能被侵犯的權利，是先于政府的。政府存在的意義只是保障這些權利不受侵犯，而不是創造、賦予這些權利，當然也就更不能侵犯這些權利。所以過去的那些侵犯權利的做法必須改革，必須廢止。而如果不廢止，繼續侵犯，就必須受懲罰，必須被法辦。這就是法治政府的真正意義所在。

權利先于權力

這次的《決定》里就體現了不少可喜的轉變。比如斬釘截鐵地強調“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這非常重要，不是規定你有什么財產權，而是規定政府不能侵犯你的財產權。權利先于權力，權力不得侵犯權利。

財知道：要實現這種轉變，會不會太難了？

胡釋之：應該說這次的《決定》里就體現了不少可喜的轉變。比如斬釘截鐵地強調“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這非常重要，不是規定你有什么財產權，而是規定政府不能侵犯你的財產權。權利先于權力，權力不得侵犯權利。

比如這次把 “負面清單”管理寫進了《決定》，全國推廣。負面清單其實是用來約束政府的，規定好有哪些事是政府可以禁止你干的，而沒規定的默認都是政府不可以禁止你干的。雖然現在負面清單還長得有些嚇人，看起來似乎和以前沒有太大差別，但背后的理念轉變是革命性的。

再比如這次還提出了“權力清單”的概念。負面清單實際也就是權力清單。權力本質上是一種破壞力，是為了制止破壞權利的行為，才賦予官員以權力，一個“負面”的東西才有了“正面”意義。但如果對權力沒有約束好，沒有嚴格規定好，權力就容易越界，反倒成為破壞權利的最大殺手，成為一個完全負面的東西。所以權利其實無需允許，無需列舉，無需有清單，但權力必須允許，必須列舉，必須有清楚明白的清單。比減少審批更根本的是改變審批的對象，要審批的不是你的權利，而是官員的權力。

胡釋之系宏觀經濟學者（您可以通過新浪微博與作者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