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查禁專車才違法

專車其實幫了政府忙

Uber等各種形式的專車更有效地利用了閑置的運力，解決了政府自身難以解決的城市交通問題，其實是幫了政府的忙。

財知道：近日Uber連續在廣州、成都被查，借口是涉嫌無照經營。你怎么看？

朱海就：Uber借助互聯網，創立了一種更先進的經營模式，大大提高了城市居民的出行效率，受到消費者的普遍歡迎。但動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奶酪，于是一些地方政府進行了干預。最常見的理由是說類似Uber這種專車是“黑車”。但我們知道，“法”不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沒有權利決定何種行為是正當的，何種行為是不正當的。有沒有政府自己頒發的牌照不能成為判斷行為是否正當的標準。要是那樣的話，政府也可以隨時說你吃飯不合法，因為你沒有吃飯的牌照。

政府對Uber的正當行為進行查禁恰恰是破壞法治的。因為Uber從任何一個方面說，都不違法，它沒有對他人的行為進行暴力強制，如沒有強迫消費者一定要乘坐裝有Uber軟件的專車，沒有限制其他出租車的運營。實際上，政府的查禁，借助了公共權力的暴力強制，才是違法的。專車確實會損害到出租車的利益，但這種損害不是法律意義上的侵害，不是非法的。

Uber等各種形式的專車更有效地利用了閑置的運力，解決了政府自身難以解決的城市交通問題，其實是幫了政府的忙。一個真正為城市居民利益考慮的政府都應該歡迎它，而不是制止它。

地方政府會千方百計捍衛權力租金

市場的創新總是會挑戰政府的權力租，比如當出現Uber這種服務時，原來的出租車牌照就不值錢了，管制出租車的權力也貶值了，因此會想方設法地維護它。

財知道：一方面經濟下行壓力很大，總理一直呼吁簡政放權、把該放的權力放下；另一方面，地方有關部門總是以種種借口找企業麻煩，對一些不該管的事手伸得特別長。為何出現這種矛盾現象？

朱海就：總理是從全局考慮，地方政府從自身利益考慮。地方政府會千方百計捍衛權力租金，因為“利用權力”對它們來說是獲得利益的最有效方式。但是，市場的創新總是會挑戰政府的權力租，比如當出現Uber這種服務時，原來的出租車牌照就不值錢了，管制出租車的權力也貶值了。地方政府當然不愿意自己的“權力資產”貶值，因此會想方設法地維護它。政府管制下的出租車代表一種舊秩序，地方政府是這種舊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當專車所代表的創新打破舊秩序時，不愿失去利益的舊勢力進行抵抗，也是預料之中的。

地方政府對新生事物總是會來個“一分為二”。對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創新比較有熱情，給予各種扶持，比如能夠帶來政績的項目，但對于有損于自己利益或對政績沒有幫助的創新，往往會找各種借口進行管制。對于這種現象，人們可能會認為地方政府阻礙創新不對，但扶持各種創新是對的。這種觀念，與法治的要求是背離的。我們只能用一般意義上的正義標準去判斷一種行為是否正當，而不能使用其他功利主義性質的標準。出現上述矛盾現象，正是因為賦予地方政府某種特定功能，如維護秩序或發展經濟，把這種功能實施的效果作為判斷地方政府行為正當與否的標準。

政府某些監管已經是多余的，應該砍掉

當有了市場如此高效的監管時，政府的監管已經是多余的。砍掉這些監管部門，可以減輕納稅人的負擔，減輕地方債務。

財知道：有觀點認為，專車創新雖然可贊，但監管是繞不開的挑戰。你怎么看這種觀點？

朱海就：最好的監管是來自市場自身的監管。一個流行的謬論是，假如政府不監管，市場不就亂套了嗎？然而，專車的例子告訴我們，市場好好的。打車軟件可以隨時監測司機的運營，乘客也可以及時地把他對司機的評價反映給軟件公司，這一切都與司機的收入掛鉤。市場競爭迫使打車軟件對司機進行監管，也迫使它利用最新的技術手段進行監管，而司機在這種監管下，也有很高的積極性為乘客提供最好的服務。再看政府監管部門，既沒有監管的動力，也沒有先進的技術手段，和軟件公司的監管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

在市場中，“監管”是企業自發做出的一種行為，為了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它必須對員工或司機進行監管，并且，這種監管也是以“是否最大程度地滿足了消費者的需求”為標準的。也可以說，“市場”承擔著最后的監管者這個角色，這是一種“天然的”監管，它使得公司的利益、員工的利益和消費者的利益相統一。

但政府的監管，存在這樣一個根本性問題，誰來監管政府？即便有人監管，也要經歷官僚化的繁文縟節，其效率怎么可能與市場的監管相比呢。實際上，當有了市場如此高效的監管時，政府的監管已經是多余的。砍掉這些監管部門，可以減輕納稅人的負擔，減輕地方債務。

打車軟件，代表一種市場力量，正在重塑出租車市場的格局，這對政府是個考驗。它是政府“改革決心”的試金石，如打車軟件被禁止成為一種“常態”，那說明改革雷聲大雨點小，人們對改革也將失去信任。

朱海就系浙江工商大學教授（您可以關注他微博與其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