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稅收導致低福利

稅負應盡可能低

政府和稅都是“手段”，不是“目的”。人們只是利用這些手段來更好地改善自己的福祉。無論處于什么階段，稅負都應該盡可能低。

財知道：近日有報告稱2014年中國宏觀稅負（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高達37%，已超過發達國家的水平（平均在30~35%之間），這與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極不相稱。你怎么看？

朱海就：首先要糾正一個錯誤認識，并不是發展階段越高，稅負就應該越高。兩者之間沒有因果關系，因此不存在相稱還是不相稱的問題。無論處于什么階段，稅負都應該盡可能低，這是由“稅”的性質決定的。除非一個社會的成員認為某些服務必不可少，而且私人無法提供，才可以采取“稅”這種方式，把資金交給政府，讓政府去提供。這實際上是一種契約。這也意味著，政府自己沒有征稅的權利，更沒有想征就征的權利。政府和稅都是“手段”，不是“目的”。人們只是利用這些手段來更好地改善自己的福祉。

“稅”不是優先選擇項，而是最后的選擇項，是人們確實認為市場無法提供的情況下，才可以采取稅這種方式。稅很大程度上意味著用一部分人的錢養活另一部分人。但我們要問，為什么那些被養活的人不可以自己養活自己，非得讓別人養活？難道他們沒有能力嗎？不能對自己的未來有合理的規劃嗎？其實這些人不僅有養活自己的能力，而且有養活他人的能力，但這種能力很大程度上是環境“逼”出來的，如可以輕松地“食稅”，那么他就沒有發揮自身才能的動力。由于不合理的高稅負毀滅了人與生俱來的創造性才能，因此也是不道德的。

不僅如此，高稅負也導致社會福利的損失。很多人本來可以進入市場，通過交換改善自己的境況，從而為社會創造更多價值。但成為食稅者之后，他們沒有發揮應有的才能，導致福利的降低。很多人成為食利者，對那些自食其力還要供養他們的人來說也是不公正的。

不合理的稅負很大程度上也增強了政府干預市場的能力。假如政府沒有很多收入，對市場的干預就會少一點；相反，如政府的收入很多，那么干預也會很多，如各種補貼，對本該破產的企業的扶持等。這些對市場經濟都是不利的，這也是為什么我們主張減稅的原因。

給民眾發福利，不如一開始就少征

給民眾發福利，不如一開始就少征，讓民眾自己支配自己的收入和財產。福利的改善根源在于市場效率的提高，而不是來自稅收和再分配。

財知道：同一報告還說中國是在低福利水平上實行高稅負，是“高稅負、低福利”。既然收了那么多的稅不如給民眾發福利，返現一部分。你怎么看？

朱海就：這有背于稅的目的。稅是用于必不可少的但市場又無法提供的公共項目，而不是用于福利的目的。很多人沒有從高稅負中得到好處，并不意味著他們得到一些好處，就會使高稅負變得正當。稅的公平性，并不體現在結果的平等上，而是稅本身是否符合上面提到的原則，即它確實構成對市場的有益補充。

給民眾發福利，不如一開始就少征，讓民眾自己支配自己的收入和財產。認為通過再分配來改善社會的福利水平，就相當于假設那些享受福利的人所增加的效用要多于納稅人所減少的效用。這一假設是不成立的，個體的效用是不可比較和加總的。另外，再分配者也不可能知道誰的福利更需要改善。

確實有知名學者主張既然政府收了那么多的稅，就應當給大眾更多的福利，兩者應該對稱。然而，這一觀點沒有意識到，福利的改善根源在于市場效率的提高，而不是來自稅收和再分配。“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如增稅就能改善福利，那全世界就沒有貧窮國家。由于高稅收，很可能會損害市場效率，因此會在事實上導致低福利。

稅制改革的基本原則

稅制改革要符合一些基本原則。首先，稅不能隨便征、想征就征。其次是稅收最小化原則。還有，就是地方化原則和自主決定原則。

財知道：目前我們國家正在制定“十三五”規劃，財稅改革或成十三五規劃的重頭戲。你對稅制改革怎么看？

朱海就：稅制改革要符合一些基本原則。首先，前面提到稅不能隨便征、想征就征，征稅一定要符合法治的要求，在合法的框架內進行，即征稅的前提是政府的行為受約束，公開透明，接受監督，符合體現正義的規范。

其次是稅收最小化原則。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給企業減輕稅負，有助于激發經濟活力。企業有錢才可以嘗試轉型、創新，交給政府可能就不能搞或搞不好了。

還有，就是地方化原則和自主決定原則。因為信息是地方化的，地方自己才清楚究竟哪些問題需要通過稅收才能解決，這意味財政的單位要盡可能小。事實上，市場經濟比較成功的國家，財政核算的單位都是比較小的，比如北歐和有很大自主權的美國各聯邦。當然這不是說中央層面的統籌就沒有必要，而是說要盡可能地少。

稅制改革是市場化改革的重要方面，也要符合市場化的要求。上面提到的法治、地方化其實也正是體現市場化的原則。

朱海就系浙江工商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