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矛盾主要在政府

鳳凰網財經訊 2010年11月5日至6日，“首屆財新峰會：變革世界的中國策”在北京舉行。此次會議以“中國與世界”為主題。鳳凰網財經全程進行報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演講中稱，收入分配調節和財政稅收聯系在一起，以收入分配為重點的結構性改革，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決，根在政府轉型。下面是遲福林發言實錄：

遲福林：我想就發展方式轉變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三個問題，我們討論一下。一個問題想提出來，要不要把收入分配制度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核心目標？為什么是核心目標？第一，我們是不是到了不分好蛋糕就做不大蛋糕的階段？當然，做蛋糕是十分重要的，沒有蛋糕怎么分蛋糕？這個道理大家很清楚。問題是現實的社會生活中，恐怕更突出的矛盾在于收入分配不解決，我們想實現公平和可持續的科學發展就很困難。發展方式的轉變這個檻很難邁過去。這是第一個大判斷。

第二，我們說，發展方式的轉變，重要的基礎是行政消費主導基本格局，剛剛保育鈞講了，如果“十二五”或者最初這幾年，收入分配改革沒有實質性進展的話，無論是消費水平、消費結構、消費預期和消費環境，恐怕都難以有一個大的個突破。“十二五”過去以后，我們看到消費主導，或者消費擺在前面，前后不作用，不在于文字游戲，真正在于能不能形成以消費為主導的基本格局，恐怕這是第二個大的判斷。我的原話是它是撬動消費主導的增長點，是消費主導的一個重要的基礎。

第三，我們涉及到整個轉型改革的下一步，因為這是全社會共同關注的問題，也成為了全社會的焦點問題，整個社會的轉型改革走到了這一步，跟你說的那個時候的背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所有的轉型和改革恐怕都面臨這么一個順序，公共需求變了，然后要求公共產品，建立公共財政，然后要求公共信息、公共參與，最后實現公共監督，最實現公共治理結構，所有的轉型改革都應該朝著這樣的一個方向，不管你怎么改，這是民意之所在，這是一個趨勢之所在。

如果“十二五”這件事情沒有大的突破，這個焦點問題，恐怕就會成為一個更大的社會矛盾的問題，從而使得社會環境更不利于中國經濟未來公平可持續增長。在這樣一個判斷下，既然如此，第一就要對政府有約束目標，這個目標是多少？需要研究，但是至少要有成果、要有約束目標，因為這件事情是牽動全局發展方式轉變的核心目標，所以要有約束目標。第二，要求政府有具體的行動方案。第三，要有社會的公開性，這是促進整個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環節。我們現在期盼在收入分配改革的總體當中要提出某些社會能夠接受的，對于發展方式轉變一個積極促進的約束性轉變，需要政府有一個具體的方案，而不是同步，需要破解兩個同步，兩個同步的指導思想很好，需要破解，他剛才講的是一個方面，GDP和收入增長水平的問題，財政年年增長25%，要不要和老百姓的實際收入有一個一定的比例？這是很值得討論研究的問題，所以，要不要把收入分配改革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標。

第二，如何推進以收入分配為重點的改革。保育鈞剛才講的這個事情講的很多，我完全贊成。既然這個收入分配改革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比如說勞動報酬，我們現在三大項，第一勞動報酬這是最首要的，因為我們的勞動報酬太低了，如果把社會保障拿掉，我們只等于拉美的一般水平。勞動報酬和以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的再分配，另外是收入調節和再調節，這三點是收入分配結構性問題的三個重要方面，每一個方面都是結構性的東西。比如說勞動報酬，什么怎么樣才形成勞動報酬嗎？既有水平問題，更有制度安排問題，既是經濟層面的問題，也是社會層面的問題，既是企業層面的問題，也是政府層面的問題。

在我們國家現行的體制下，如果真要形成一個有約束的、制度化的勞動報酬的協商制度，談何容易？可是沒有這個勞動保障制度靠誰呢？我們解決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的再分配更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既涉及到收入分配又涉及到財政體制，又涉及到稅收體制，稅收的問題又涉及到中央。收入分配調節和財政稅收聯系在一起，以收入分配為重點的結構性的改革，所以這件事情必須真正的要解決問題，根還在政府轉型，結構性的矛盾主要在政府。

第一，如何推進勞動報酬的形成機制？主要矛盾在政府。第二，如何推進以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的再分配？我們需要在這方面發揮市場的作用，發揮社會的作用，主要矛盾在政府。第三，財政稅收更在于政府，所以以政府轉型為重點，以合理收入分配目標的結構性改革為目標，這是一個大趨勢，從這樣的考慮，我們必須在考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時候同步推進勞動報酬協商機制的形成，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否則的話，這個事情很難解。第三，如何能夠形成以民富優先為目標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幾個要害的事情，首當其沖是壟斷行業的改革，我們現在所有的收入分配改革的大目標是服務于現在民富優先的戰略，從而解決公平可持續增長的基礎問題，這樣的話，我們就有一個以民富優先的改革，這個改革很清楚，大的方向是往這上走的。第二就是國有資本的問題，我在不同場合都談到，比如住房保障來說，央企充當地王好呢還是在基本住房保障當中充當一些角色好呢？土地的收入，首先納入預算收入，同時保障農民在土地收入當中的優先地位，在這方面，衡量收入分配改革的標準，衡量他在轉變發展方式中的作用，在于能不能通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形成民富優先的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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