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稱受限于政治體制中國目前陷入轉型困境

這個結果應該說是一點都不讓清醒者意外，同時又一如既往讓很多人希望落空——上周結束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對于近期中國輿論界呼聲頗高的政治體制改革著墨甚微，再次提醒外界中國政改欲振乏力的現實。

中國國內學者發現，4800多字的會議公報僅有一處談到了政治體制改革，“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其中既沒有操作性，不含具體目標，并且也是老調重彈。與之相對的是，公報指出要“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經改要“大力推進”、政改是“積極穩妥”，明顯透露出在接下來的日子里，中國執政黨的工作還是經濟建設打頭，政治體制改革沒有被視為是急務。

就連會議前為一些媒體看好，可能引發中國國內對經濟與社會建設相互關系進行一場重新詮釋的概念——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提出的“包容性增長”一詞，也沒有出現在公報里。對于未來五年的主要目標，公報提出的內容包括“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取得重大進展”、“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社會建設明顯加強”。雖然它也強調“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更加注重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但也都是老提法了。

大多政治會議都有獨特的時代背景與時代任務，其結論是與會者意志、黨內條件以及時代因素互動的結果。十七屆五中全會是在這樣一個頗微妙的背景下召開：一方面，中國面臨的周邊形勢與國際環境正急遽復雜化，原有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的信號突出；但在另一方面，這又像是沒有什么非常具體、直接危機的年代，與過去相比，北京奧運、地震、騷亂、金融危機等大考本屆中共領導人都平穩渡過，而且也還累積了一些資本，包括國力上升與財力提高。至少，中國政府是世界上少數幾個財力雄厚的政府，社會的動員能力依然強大，控制能力繼續有效。

這原本應該是非常適合推進深入改革的時機，卻成了最缺乏改革條件的時候。由于壓力與短期危機不強烈，所以體制內的高層，以及廣泛的社會精英缺乏啟動深刻調整的強大動力。從利益的角度說，過去幾十年里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成果是釋放社會各成員以及地方政府、干部集團的活力，讓他們都成為追求經濟增長的積極分子。在游戲規則快速變化的轉型初期，一些人憑借機遇、冒險精神、權力與規則缺陷等因素實現了自我富裕，如今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包括干部與社會精英)富起來了，他們的想法是接著富下去。一些曾經是支持改革的力量，成了抵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

由于國家總體經濟還在以雙位數左右的速度增長，就算是社會最底層人士，他們的收入也在增長，生活質量也還在改善，所以社會上的群體性事件雖然此起彼伏，但是出現動蕩的危險并不高。與此同時，底層群體的收入增長率長期明顯落后于中產階層，社會貧富差距在不斷擴大與固化，根據世行的一項“增長歸屬曲線”調查，在1990年到1999年間，中國只有最富有的20%居民的收入增長超過全國平均增長線，換言之，其余80%居民收入都低于全國平均增長線，屬于“被增長”。

研究“包容性增長”概念的經濟學家指出，包容性增長的核心是倡導人人機會平等，通過轉移支付或訂立最低收入標準，是難以達到增長的“包容”與“共享”目標。這就需要進一步推進制度改革，尤其要改變政府職能，限制行政部門唯GDP至上的牟利傾向。

最終，“包容性增長”的概念并沒有出現在公報里，而在本次全會前中國總理溫家寶多次提起、中國媒體議論的政改議程，在公報中也沒有被突出。過去一兩個月里，政改話題經歷了一次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過程，在五中全會后，政改膠著的現狀依然如舊。

哈佛大學的中國專家裴敏欣幾年前著書分析說，中國正陷入轉型困境；北京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孫立平則是尖銳地指出，中國所面對的最大威脅不是社會動蕩，是社會潰敗。兩人從不同角度描述了同一個現象：進一步的改革與轉型陷入困境，社會利益格局固化，雖然離開最初的革命理想還有明顯距離，卻已沒有力量深入調整與大踏步前進。

轉型困境、政改乏力是一種慢性病，在缺乏眼前危機的情況下，變革的阻力遠大于動力，而原來的問題繼續積累。五中全會共進行了四天，外界只能期盼在對外宣布的公報外，中央委員在閉門會議中也對政改做出了規劃。雖然，在多次希望落空后，知識界其實已不敢再抱有太大希望，這種沮喪感，是另一種讓人不安的潰敗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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