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入大轉型時代 維穩保增長風氣盛行

這樣的增長也就不能不伴隨著官民之間、貧富之間緊張和沖突升級。為應對這一事態，從地方政府開始，各級政府逐漸構造出“維穩體制”。由此，也就隱然形成一種奇特的增長體制：通過“維穩”保增長。

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于2010年10月18日在北京閉幕。本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審議《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會議對當下中國所面臨的風險進行了討論，并對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科學發展觀”做出了更為契合現實的詮釋，雖未正式推出會前媒體熱議的“包容性增長”的提法，但亦離題不遠。如公報所說：會議強調，在當代中國，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更加注重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更加注重統籌兼顧，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發展是硬道理”乃是中共自上世紀90年代初確定的基本執政綱領。而這里的發展主要就是經濟增長。在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下，經濟增長被當成政府壓倒一切的任務。

為實現增長，政府采取了諸多變革措施，包括國有企業改革，諸多領域向私人企業開放，醫療、教育等福利制度改革，資源的貨幣化與可交易化，以及中國加入WTO等。這些措施確實取得了相當顯著的成效，此后中國經濟一直保持較高增長速度。

不過，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起，增長給生態、環境等帶來的壓力，已引起社會強烈關注，因而有“可持續發展”的口號提出。

更進一步，到2004年前后，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引發的激烈爭論，及公民維權運動的興起，顯示片面而不均衡的增長，在社會內部已經制造了緊張，甚至對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執政黨高層提出了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等施政綱領，最后折中定型為“科學發展觀”。它仍然強調增長，但增長必須是科學的，科學的涵義就是和諧、人本。

盡管如此，各方對科學發展觀中的“科學”在理解上仍存在模糊性。同時，一種體制一旦形成，就會具有慣性，會按照自己的邏輯前行。因而，科學發展觀雖被反復強調，在各級政府官員的考量中，“發展”仍然壓倒“科學”。

這樣的增長也就不能不伴隨著官民之間、貧富之間緊張和沖突升級。為應對這一事態，從地方政府開始，各級政府逐漸構造出“維穩體制”。各方面的統計數據表明，各級政府的維穩費用在大幅度增長，在財政支出中所占比例也日益擴大。

如此“維穩”體制，既不在理想化的“法治政府”藍圖之中，也不在更為中立的“服務型政府”的范疇內。相反，維穩體制的形成，表明政府部分地回到了“穩定壓倒一切”的軌道。

由此，也就隱然形成一種奇特的增長體制：通過“維穩”保增長。

由于在強制拆遷中造成民眾自焚而被政紀處理的宜黃縣政府官員匿名發表的文章，就十分清晰地表達了地方官員心目中，實現經濟超常規增長的制度安排。在官員們看來，增長不僅需要寬松的宏觀政策來保障，還需要專政的力量來保障。

僅從經濟學角度看，如此實現的增長必然導致經濟結構失衡，以及其他方面的諸多失衡：經濟快速增長，尤其是某些部門非理性繁榮，市場化改革卻基本停滯，甚至出現大規模的“國進民退”現象；經濟總量快速擴張，普通民眾卻備感生活之艱辛，中產群體焦慮不安，包括官員在內的許多人對未來缺乏穩定預期；經濟社會看起來相當繁榮，各級政府卻如臨大敵，投入巨資“維穩”。

凡此種種相互矛盾的現象表明，90年代初以來形成的增長主義的政經體制，已經觸及其天花板。經濟增長是必要的，但增長如果缺乏法治、民主制度約束，就可能引發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

到今天，這一含混的體制具有多種演進的可能。用本次會議公報的話說：當下中國面臨著“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也正是因為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在本次會議之前，溫家寶總理在國內外多次大聲疾呼啟動政治體制改革。

的確，面臨當下情形，惟有進行大規模的、深刻的轉型，才有可能推動中國走上構建現代國家的正道。惟有可持續的、共享式的增長才能夠增進統治的正當性，而這樣的增長只有可能發生于民主、法治的制度框架中，發生于一種人們具有基本倫理道德意識和理性人文精神的優良社會秩序之中。

本次會議公報已經隱約傳達了進行全面變革的意向。會議公報提出，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

也就是說，高層已經意識到，中國的改革大業遠未完成，仍需要一場涉及所有領域的大變革、大轉型。進行此大變革，需要“更大決心和勇氣”。這里的主語，不僅指治國者，也當指所有關心中國命運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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