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道與治道有別 要清楚何為政治

《尚書》中有一句話，叫“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多被看作中國“政治”一詞的最初來源。這句話的大概意思是：治國之道正確了，政治就能治理好；恩澤散播開來，民眾就能安居樂業。文言文是單音詞，“政”和“治”的概念也不相同。“政”的意思是指國家的權力秩序或制度、法令；“治”則指統治、治國等治理活動，一種安定祥和的社會狀態，也被稱為“治”。 在古漢語中，“政”就是今天的“政治”意思，而“治”則有今天“行政”的意思。最早建議用“政治”來翻譯西方政治一詞的，據說是孫中山。這個詞雖然翻譯得很好，但也容易讓今天的人們模糊了“政”與“治”的差別。

臺灣的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專門辨析過“政道”與“治道”、政權與治權的不同，他寫過一本書就叫《政道與治道》。這是新儒家政治哲學中比較重要的理論，用這個觀點可分析中國傳統政治的思想和形態。牟宗三把人類的政治形態分為三種，封建貴族政治、君主專制政治和立憲的民主政治。封建貴族政治和君主專制政治，政權皆在帝王，帝王取得政權，開始時是憑借德行或武力，政權的延續則依靠世襲。在牟宗三看來，中國傳統政治一直缺乏對政權合法性的反省，由于極少思考“政道”，所以所有的政治學說，只能一味地在“治道”方面用力。牟宗三認為，無論是打天下或者世襲，這種“政道”都是不合理的，算不上“真正的政道”，因而可稱之為“無道”。牟宗三認為只有民主政治，才是真正的“政道”，中國傳統政治因為一直沒有解決政道的問題，所以導致了治道的不足。

牟宗三所說的“政道”與“治道”、政權與治權，很像現代政治對立法權和行政權的劃分。洛克認為立法權在國家政治中，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而政治學家孟德斯鳩則認為，只有當政府被分成立法和行兩個部分，并能彼此制約和平衡時，自由才能得到保證。立法者能過制定法律而實現社會價值的分配，而行政者則執行立法者通過的法律。牟宗三雖然在書中的論述有些模糊和矛盾處，但他的這種劃分方法，很容易讓人看到中國傳統政治的癥結。正因為中國傳統社會對政道沒有做過明確的辨析，直到今天，我們還常常把政治與權力渾為一談。很多人認為，一旦奪取了權力，他們就會自動擁有了政治的合法性和權威，其實遠遠沒有。政治包含了民眾的認同性、合法性和參與性，是一個國家基本目標和政策的結合。而權力不過是達成這些目標或政策所必需的手段和工具。如果把權力當作政治的目的，就有可能導致蠻橫與殘暴，甚至是自我毀滅。

關于政權與治權的關系，牟宗三有幾段話很有意思：“以前，政權隸屬于具體之個人，可以取，則取得政權即握有治權之源，治權隨政權走。”他認為，“當人之意識不能覺識到政權之本性，不能認識其為一形式的抽象的有，思想家不能進到此思想上去了解，則革命、受命之說亦是必然者。而所以被革命，政權被拿去，則由于政權、治權不分，繼體之君不能常有德有能而合乎君之理。”政權是屬于民眾共有的，它的本性當然是不可取、不可拿的。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立法權永遠是屬于全體民眾的，全體民眾的擁有當然也是一種抽象的擁有。在現代社會，它是由一個國家的憲法來代表的。憲法不僅對一個國家的目標進行了表述，規定一個國家的政府結構，更重要的是，它通過保障民眾的自由和權利，而確立了一個政府的合法性。也就是說，在現代社會憲法法成為政道和政權的來源。

在傳統社會則不同，牟宗三說：“君主制，政權在皇帝，治權在士，然而對于君無政治法律的內在形態之回應，則皇帝既代表政權，亦是治權之核心。”也就是說，政道與治不分、政權與治權不分、立法權和行政權不分，成為中國傳統政治的主要問題。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總是與它的歷史與傳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每個國家的國民對政治的理解，以及政府應當做什么等方面的認知，總是很難擺脫傳統的影子。其實，現在很多人在討論政治問題時，包括大家如今說得熱火朝天的政治體制改革在內，仍然是政道與治道不分。而這也是由當下的現實所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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