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5日 18:43新華網-紅旗文稿【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0條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在反思自己的發展模式，也對中國模式或中國道路特別關注，發展模式已成為國內外輿論和理論探討的一大熱點。各國都力圖通過發展模式的調整與創新，應對新挑戰，爭取新發展。

一、發展模式是在歷史和現實的選擇中建立起來的

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發展模式，要受多種因素制約，國內自然資源情況、產業發展程度、社會政治制度和文化歷史傳統等,都可能影響發展模式的選擇，所以各國發展模式并不相同，各有特色。存在于資本主義制度內并建立在市場經濟中的自由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和趕超型工業化發展模式，都是在本國歷史傳統和現實發展水平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20世紀70年代，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失靈，以美英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推行“盎格魯-薩克遜”資本主義或“自由資本主義”模式。撒切爾、里根執政后，這一模式稱為“新自由主義”，主張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貿易和資本全球化。蘇東劇變后，美國取得“一超獨霸”地位，新自由主義借全球化和眾多國家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的有利時機，迅速引領世界潮流并達到巔峰。俄羅斯東歐國家的轉型發展模式和拉美國家的負債型發展模式等都是在此背景下盲目接受新自由主義的結果。

西北歐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主要特征是銀行和公司間關系密切，銀行以股東和放款人的雙重身份對公司實行監督。這種模式又被稱為談判或協商資本主義、“歐洲福利資本主義”，它追求三個目標:創造高利潤、利益分配平衡和較高的收入水平。“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是社會民主主義價值理念的直接體現，有發達的經濟，但沒有過高的貧富分化；有私有制，但能實現國家調控，高稅收、高福利；搞議會民主制，但公民有充分管理國家的權利，政府相對透明清廉。

對于那些在經濟發展初期的國家，由于歷史與現實的制約，可供選擇的發展模式不多，必須在增長與平衡、效率與公平之間做出選擇。迫于現實壓力，這些國家往往選擇工業化的速度型發展模式。日本模式曾經是“追趕型現代化”取得成功的經濟發展模式，形成于20世紀60—70年代。其主要特點是以技術引進創新為前導，產品出口為主導，“貿易立國”為基礎，企業發展和員工利益協調一致，企業和政府密切合作，銀行與公司交叉持股，在較短時間內，創造了“世界奇跡”。這種模式又被稱為政府導向資本主義或“亞洲資本主義”。新加坡、韓國、泰國等亞洲一些國家根據本國實際，很好地抓住20世紀60—70年代發達國家經濟結構調整、傳統工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這一難得機遇，及時改變以國內市場為基礎的“進口替代”戰略，實行出口導向戰略，國內經濟實行全方位開放，放寬外資政策，創辦出口加工區，鼓勵出口，利用本地勞動力資源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由于產品大量出口，貿易順差持續增長，促進了本國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發展模式不僅同本國的歷史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關，而且也是國外許多國家黨派政治斗爭的主要內容，是不同黨派政治博弈的結果。一個國家的左、右翼政黨對發展模式有不同的主張和利益偏好，為了抬高自己、打擊對手，往往在發展道路和模式選擇上做文章，相互“糾偏”。歐洲政壇是左翼、右翼政黨輪流坐莊，大選時往往在發展模式問題上相互攻訐，上臺執政的黨也會對前政府的做法進行矯正，但往往出于黨派利益而矯枉過正，都不易做到平衡、持續、穩定發展。

總之，一國發展模式是在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國情中形成的，各有不同的主、客觀條件。不同模式在運行過程中也會遇到各自的矛盾和問題，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創新。

二、當前世界主要發展模式遇到的矛盾困境

美英新自由主義模式強調市場自由開放，推崇個人成功和短期經濟利益，政府對市場和企業只是間接干預。美國企業制度是典型的公司制，公司企業依靠龐大多變的證券市場生存并由眾多股東支撐，股東要求利潤最大化，對公司發展有重要影響，因而也有人稱之為“股東資本主義”。彈性很強的勞動力和產品市場，低稅，激烈的競爭和股東利益最大化等在提高投資效益和實現生產力與經濟發展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其弊端也很明顯:收入差距懸殊，福利救濟水平不高，“公共物品”質量差，公共服務與其社會財富不成比例，低投資率和儲蓄率等。20世紀90年代，由于日本經濟陷入衰退不能自拔，德國經濟受兩德統一之累，增長乏力，而美國經濟卻一枝獨秀，使得美英推崇的新自由主義一度在全球泛濫，并多次引發金融危機。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實際上是金融資本自由泛濫、國際炒家不受監管的結果，危機使東南亞國家遭受巨大損失。進入新世紀后，隨著社會信息化和網絡化的迅猛發展，美國新自由主義模式也隨之飛速擴張。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浪潮中，金融資本在全球快速流動，“熱錢”在放松管制的國家和地區間無節制地自由進出，“虛擬”資本投機一時泛濫成災，最終導致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歐洲一些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執政黨，一直高舉公正、民主、平等大旗，基本上實行以自由競爭為基礎、國家適當進行干預的社會市場發展模式，提出提高社會福利、維護勞工利益、保護弱勢群體、“超越資本主義”的政治主張。“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保障制度一度是這一模式的主要標志。然而，在國際競爭日益加劇的全球化背景下，“福利國家”的問題和弊端不斷顯露:社會福利開支居高不下，國家財政捉襟見肘，經濟增長持續低迷，失業等社會問題日益突出。

東亞模式是以趕超、速度型發展為特點的，政府充當了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的實施者，直接介入經濟與社會發展過程，在制定經濟發展規劃、規范市場秩序、協調勞資關系等表現出自己的優勢。但在這種模式下制定的出口導向型政策易受國外市場制約，市場風險很大，在金融危機中易受沖擊。如新加坡2008年第二季度GDP出現負增長，成為亞洲第一個步入衰退的國家，全年GDP由2007年的7.7%驟降到1.2%，預計2009年的GDP增長率為-5%，陷入6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另外，追求高速度往往會帶來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平衡，工業化發展帶來資源依賴、自然環境惡化與社會貧富分化等問題。

一些發展中國家實行的資源依賴或負債型發展模式目前也陷入困境。如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曾靠豐厚的石油收入來維持較高水平的公共福利支出，以此來贏得國民對左翼政府的支持。當石油價格上漲，國家財源滾滾時，日子好過。一旦石油價格暴跌，政府不得不減少支出，推遲或放棄原來承諾的社會福利和公共設施建設的投入，就會引發經濟和社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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