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談中國模式： 要加快國際政治話語的建設

西方對中國的擔憂，與其說是中國的不變化，倒不如說是中國內政外交方面行為模式的逐漸成型。以往，在西方之外的國家和西方的關系只有兩個模式，要不是自我孤立或者被西方孤立，要不就是依附于西方。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選擇。

但中國則不一樣。在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中，中國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發展出了自己的模式。在經濟上，中國已經和國際經濟體系整合，成為全球化的一個主要角色。在這個體系內部，中國正在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但在政治上，中國并沒有受西方多大的影響，不斷摸索著自己的道路，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模式。

這種新型發展模式不僅已經為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所認同和接受，而且也對像俄羅斯這樣的新興民主國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盡管中國內部還面臨著無窮的問題，但在一些西方人士看來，這種正在形成中的中國模式很有可能對西方的民主模式構成有效的挑戰。這是西方所不能接受的。

怎么辦？唯一的辦法就是西方陣營加強聯合，向中國推行基于西方價值基礎之上的外交政策，即價值外交。所以近來歐洲各國隨著領導層的變遷希望改變以經貿外交為核心的對華政策。德國要在亞洲推行價值外交，顯然是針對中國的。法國盡管在價值外交和經濟外交之間選擇了后者，但對中國來說，這種以龐大的經濟利益為前提的經濟外交的持續性會成為問題。

中國和世界各國的經濟相互依賴性已經達至一個很高的程度，內部的經濟發展也使得經濟因素在外交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但使用經濟因素只能減少外交的壓力。經濟只能是一種手段。如果不能在國際政治話語上努力，經濟手段的不斷使用會帶來其他很多方面的問題。

實際上，中國在對美國的政策方面，也面臨著類似的情形。更為重要的是，一旦遇到能夠體現西方價值的外交事件時，西方各國無論是社會還是政府都會對中國施加共同和一致的壓力，例如在非洲達爾富爾問題上，在緬甸問題上等等。把這些問題和中國即將舉辦的奧運會聯系起來更是近來西方的一個熱點。西方推行價值外交有其困難的地方。要西方各國在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兩者之間作一明確的選擇并不容易。因此，各國在對華政策上很難達成共識，一致行動。

另一方面，如上所說，今天的中國已經具備了很大的能力來對付西方的價值外交。但這并不是說中國可以對西方的價值外交置之不理。在實際層面，中國的外交政策并非像西方所認為的只重視經濟和戰略利益，而完全不顧價值和道德，尤其是人權。中國外交在近年來已經作了很大的調整，只不過這種調整主要體現在行為層面，而非國際政治層面。

中國在朝鮮問題上、非洲達爾富爾問題上和緬甸問題上都已經作了最大的努力。不可否認，在這些問題上，中國有本身區別于西方的利益，或者是經濟利益或者是戰略利益。但同樣，中國在這些問題上的作為一方面和西方不同，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中國自身的價值觀。

在經濟全球化狀態下，任何國家已經沒有了傳統意義上的絕對主權。在政治方面，中國政府也已經接受和認同民主和人權等理念，并且把這些理念看成為全人類的普遍價值。中國因此積極參與聯合國的維和活動，并且已經成為一個主要貢獻國。

由此看來，在軟力量外交方面，中國面臨三個互為關聯的挑戰。第一，盡管面臨西方的壓力，但中國仍會繼續不去重復西方所通行的傳統干預政策如經濟制裁和軍事打擊。第二，努力不斷探索自己的人道主義的干預道路。第三，調整和重新解釋中國的國際政治話語，或者重建中國的國際政治話語，使得中國的國際政治話語和其國際政治行為相一致。

這種做法并非要挑戰西方，而是要用不同的途徑達到國際社會都加以認同的國際價值。這是中國作為一個崛起中大國的國際責任。

(原刊于《聯合早報》，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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