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奈斯比特：一個新體制的崛起

2010年11月16日 15:53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本文系作者約翰·奈斯比特攜夫人共同著手撰寫的《中國大趨勢》一書的序言，該書由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出版)

多年來我一直心存遺憾，擔心自己錯過了生命中最寶貴的一次機會。那是在1996年，提供這一寶貴機會的是當時世界最有權力的人物之一：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

江主席在北京中南海與我進行了私人會談，具體地點就在毛澤東當年的會客室。江主席之所以邀請我是因為我在1982年所寫的一本書：《大趨勢》。它分析的是美國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變革。該書雄踞《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兩年之久，而且大部分時間都是排在第一位，在全球范圍內該書的銷量也甚佳。《大趨勢》一書甚至還進入了中國，令我驚訝的是我得知該書在中國的銷量可能達到了2000萬冊，不過都是盜版，這是當時很普遍的一個現象。文革后成長起來的一代剛剛大學畢業，急切地想要了解西方。"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中國名氣多么大，"這就是江主席的開場白。

在訪問北京之前我還在臺北逗留了幾天。當時正是中美關系的關鍵期。在中國向臺灣水域發射導彈之后，克林頓總統立刻派出航空母艦到達該區域。中美兩國在臺灣海域的戰爭一觸即發，因此臺灣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很快也就成為我們兩小時會談中的話題。從1967年開始，我曾多次訪問中國大陸和臺灣，親眼目睹了兩邊的巨變。因此在這個問題上具有一定的發言權。我覺得對于臺灣的良好宣傳和中國大陸的低調態度不吐不快，于是說，"江主席，臺灣是個小故事，但它講得很好。大陸有個大故事可講，可惜講得很糟。"

江主席沉思了一下說，你為什么不來講這個故事呢？

盡管這一盛情邀請讓我心動不已，但是無法欣然接受。因為當時我正忙于其他事情，而且--由于種種原因--我還沒有做好準備。

10年后，這一機遇再次沖我招手，所不同的是，這次的邀請來自中國的商界。那時我正在與一位中國商人王巍錄制一期電視節目，王巍是中國首批并購公司的創始人之一，也是全國工商聯并購公會的會長。他曾在紐約學習、工作過一段時間，于1992年回國。在錄制節目的間隙，我們很快展開了對中國及其未來的熱烈討論。王巍告訴我，他在1982年就讀過《大趨勢》，并且受益匪淺。幾天后我接到了他的一封電子郵件。

"關于中國的歷史、中國的崛起以及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前景的書籍簡直是不計其數。但是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您在《大趨勢》一書中所做的那種分析。現在連我們中國人都還無法理清中國紛繁復雜的現狀與未來方向。您為什么不探討一下這個問題，寫一本關于中國大趨勢的書呢？"

這一次我已經做好了準備，而且還有了一位親密的伴侶與我一起努力--我的妻子多麗絲。在過去10年中她一直陪伴在我左右，我們也曾多次訪問中國。我們共結連理是在2000年，在此之前她是我的德語出版商。事實證明我們真乃天作之合。我們一起環球旅行、一起研究、共同分享目睹中國巨變的喜悅。我們還一起結識了王巍--我們的益友、可靠的合作伙伴。

就在與王巍的第一次會面幾個月之后，我們同另外一位中國合伙人一起成立奈斯比特中國研究院。這是一家獨立的研究所，得到了南開大學和天津財經大學(我也在這兩所大學擔任教授)的大力支持。我們的宗旨就是拋開西方人的視角和態度，用中國人的眼光看待中國。正視中國的短處，但是絕不根據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和標準評價中國。

開始的時候，我們需要搜集大量關于基層的消息，于是與工作人員頻繁會面。我們的工作團隊由28名來自于天津兩所大學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組成，一些中國企業家和知識分子負責指導。我們簡要告訴他們我們所需要的信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只負責搜集事實，也就是已經發生的事情，而不是計劃、宣言之類的信息。他們最需要習慣的一點就是我們并沒有給出一個框架，因為任何框架都會限制研究的方向，那樣我們會很難發現新信息。

這一過程對于深受中國思維影響的他們來說非同尋常。而且，他們還需要把從媒體上挑選出來的文章進行整編、翻譯。和我們的這個團隊一起工作的確是件令人開心的事情，與中國其他地區的學生交流也是如此。

在監測中國地方媒體的同時，我和多麗絲游走于中國各地，采訪企業家、知識分子、官員、藝術家，乃至持不同政見者和在華外國人士。我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像近一時期大多數關于中國書籍的作者一樣，以外來者的眼光審視中國。

我們探尋的是中國大趨勢。我們明白，自己所關注的是一個區域發展各異、各種變化紛繁復雜的國家。我們所尋找的是一種中國模式，只有把一系列的單一事件放在這個模式中來觀察才有意義，并勾勒出一幅新中國的圖畫，就像1982年我寫《大趨勢》時對美國所做的分析那樣。

但事實證明，我們所了解到的信息的復雜性和重要性遠遠超出了預期。我們所重點關注的是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生活中的顯著變化，但很顯然，這些變化的背后有著另外一些更深層次的因素，這些因素影響著這些變化，卻令我們難以界定。不過在北京的一天下午，我們恍然大悟，并且驚訝于自己先前的遲鈍。1982年美國所發生的變化都是在一個既定的體制內，而2009年中國卻在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它的政治模式也許可以證明資本主義這一所謂的"歷史之終結"只不過是人類歷史道路的一個階段而已。。

約翰·奈斯比特

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