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發達國家減排承諾算算賬

按照《京都議定書》規定，發達國家應該率先大幅度減排。目前主要發達國家已經提出了各自的大致中期減排目標，歐盟、日本和美國都宣稱這些目標是雄心勃勃的、有力度的。然而，事實真是如此么？

把歐盟的中期減排承諾與它在《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內的減排目標作個比較，就會發現不足。相對于1990年，歐盟2008年到2012年5年減排8%，相當于年均減排2.48%?，F在歐盟提出到2020年減排20%的目標，相當于從2013年到2020年年均減排1.05%，還不到第一承諾期的一半。即使歐盟把20%的目標提高到30%，8年年均減排1.93%，仍然要比第一承諾期的水平低。

再看日本，鳩山由紀夫政府提出到2020年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25%，相對于上一屆政府似乎積極多了。問題是日本為減排目標設置了前提條件，比如要求美國和一些發展中國家參加減排。然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明確規定，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更何況，美國已表示不會參加《京都議定書》，言外之意是不接受量化減排目標。日本把不成立的事情作為承諾的前提條件，等于不想承諾。

美國提出到2020年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17%，看上去數字挺大。但查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數據可以看到，1990年到2005年美國排放增加了16%，因此把美國減排目標換算成以1990年為基準，僅相當于減排4%，不能稱為有意義的減排。

不難看出，這些減排實際是力度越來越弱的減排、設置前提條件的減排、意義不大的減排，卻被發達國家自稱為“有力度、有意義、有雄心”，自然引起發展中國家強烈不滿。發展中國家普遍主張，發達國家應在1990年基礎上將減排幅度提高至40%。有關氣候談判至今舉步維艱，與發達國家不愿率先作出大幅度減排有很大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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