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7月15日 14:38時代周報【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0條

英國藝術家安東尼·格姆雷的雕塑作品引導人們仰望天空，關注氣候變化。

7月12-14日在上海舉行的“國際青年能源與氣候變化峰會”再次表明，盡管哥本哈根會議在失望中落幕，年底墨西哥的坎昆談判也未必會有進展，但這并不意味著人類在低碳實踐上的失敗。

畢竟，各國已經在減排上取得共識，提高了全世界范圍內大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意識和危機感。而中國，也在后哥本哈根時代，探索著自己應走的低碳之路。

坎昆會議希望渺茫

被譽為“拯救地球最后一次機會”的哥本哈根會議，最終以一份不具備任何法律效力的協議收場，在減排目標和資金援助兩大核心問題上，卻以無實質性進展收場，于是人們將目光投向今年底在墨西哥舉行的坎昆氣候大會。希望能完成哥本哈根未竟事業，取得突破，并尋求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協議。

但目前，這種希望渺茫。

哥本哈根長達12天的爭吵后，讓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信任降到冰點，這種信任赤字，嚴重威脅了年底的坎昆氣候談判。而另一方面，各個國家由于利益的不同，也讓氣候談判變成了碎片。

亞洲開發銀行首席能源專家翟永平指出，目前在氣候談判、減碳的方法上，各種矛盾都有。在哥本哈根，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都要求發達國家承擔起過去200多年無節制排放的歷史責任，而發達國際則希望過去一律不究，而把發展中國家列入單一的法律框架。而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在資金援助方面，又遲遲不見行動，這些都讓氣候談判困難重重。

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中國代表團團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氣候變化司司長蘇偉，在第二次聯合國氣候談判結束后，盡管表示會樂觀看待年底坎昆會議可能取得的成果，但也表達出了不樂觀的態度，“氣候變化談判進展并不取決于中方一家的意愿。”

不過，與會的現任聯合國環境署區域合作司副司長王之佳，依舊對后哥本哈根時代充滿了希望。他說，各國在減排上所做的努力仍是卓有成效的，低碳經濟正成為世界各國面臨的最大機會和挑戰。而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將在未來的能源和氣候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碳交易不是唯一減碳機制”

準確地說，低碳概念2008年才進入中國。目前，中國的技術更多是從發達國際引進。就目前低碳經濟的發展軌道看，從發達國家轉移消化技術，將成為一段時間的主流。而這轉移消化技術過程中，勢必牽涉到知識產權問題。

不過翟永平說，低碳的最終目的，是改善大家的生活，從這個角度上講，知識產權并不會成為壁壘。以“南南合作”為例，中國向柬埔寨越南等一些國家提供這方面技術時，幾乎就是用共享的方式。而在南北合作中，也是如此。

大家關注的另一個話題是，碳交易機制是否能變成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機制。

這個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為促進全球溫室氣體減排，減少全球二氧化碳所采用的機制，在度過了最初一段被認為是人類救星的階段后，開始不斷遭受批評。

很多環保人士認為，這個機制，跟傳統的生意并無兩樣，一部分人，尤其是發達國家，更多地是通過此機制獲利。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減排克星。

“關于碳交易的未來，目前大家其實都看不清楚。”翟永平并不否認這個機制會讓一些人得利，“碳交易的積極面還是應該去看，畢竟在減排上，這個機制的確作出了貢獻。但到底貢獻有多大，目前并不好說，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碳交易機制在氣候變化問題中，只是一個小的作用，并不能作為唯一的減碳機制。”

新能源誤區

對于中國發展低碳經濟之路，專家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一是在國際產業鏈分工中成為低端產品的“世界工廠”；二是在產業結構上“重化工業”要加速發展；三則要實現工業化與城鎮化并舉的艱巨任務。同時，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和先進技術的缺失，都將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成為我國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重大挑戰。

因為這個特點，在中國的低碳經濟發展計劃中，清潔新能源成為了目前最大熱門。創新新能源技術和從國外引進這方面的先進技術，已成為了中國熱點。

但在專家眼里，中國似乎走進了一個誤區，認為在新能源低碳方面，技術是越先進越好，這樣，就能更快地實現中國的低碳之路。但實際上，并不應該是這樣，讓所有人用得起新能源，改善他們的生活，才是新能源革命的本質。

翟永平說，中國目前其實是分為三個階層，好的地方，可以跟發達國際城市相比絲毫不遜色；而貧困的地方，甚至還沒通電。這就讓中國在減排上，有著巨大壓力。

“其實，如果發達國家肯考慮我們的情況，就會理解我們為什么在減排和資金援助的問題上不松口了。”翟永平再三強調，對于我們國家目前的情況，新能源未必一定要多新多先進的技術，而是讓所有人都享受得起。

“我們現在最主要的制約瓶頸是技術。”清華大學低碳經濟研究院院長何建坤說，隨著低碳在國內的普及，低碳經濟已經變成城市規劃和新的增長點。但因為目前中國在低碳方面，還欠缺技術，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一哄而起的低碳經濟，就不可能持續發展。

清華大學熱能系熱能動力仿真與控制研究所所長李政還指出：“超越技術的因素影響更大。”以節能為例，要實現節能有四個方面的因素，一是節能制度，二是節能系統，三是節能技術，四是人的心。而在這四個因素中，節能制度和人的心，在很大程度上，會起著關鍵作用。

“很多做法不計成本”

也有人給中國的低碳之路潑冷水，國際氣候組織大中華區總裁吳昌華說，對于哥本哈根大會之后在中國出現的“低碳熱”，目前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吳昌華說，中國仍然屬于一個政府比較強勢的制度，具有它的優勢，但同時會有各種各樣的局限，或者由于時間上的緊迫感，中國很多做法是不計成本的。而國外眾多的發達國家決策過程中，幾乎是不能承擔不可以的成本，中國政府強烈的政治意愿、強有力的政府控制之下，可以實現，不管它的成本多大。

國際上看這件事情就很有意思。一方面，從美國角度看就很急。急于改善氣候、環境的人則覺得政府決策過程太漫長了。現實中，由于中國仍然處于沒有完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對于中國自己的決策者，包括政策的支撐者的研究來看，也有很多局限。

“從追求極致的角度來講，未來應該達到一個‘零碳’的目標。但是，一方面人類希望盡快地扭轉發展思路，另一方面，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還有很多人處于貧困當中，需要改善生活，不能剝奪地球上每一個公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所謂的低碳只能是減碳，而不是零碳。”

但吳昌華同時表示，但作為被世界一致看好的國家，中國在未來的選擇，將影響世界上其他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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