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7月03日 01:3621世紀經濟報道【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0條

其次，金融危機和經濟是怎樣的一個聯系過程。凱恩斯政策假定貨幣短期是非中性的，長期是中性的。但倘若貨幣是非中性的，就意味著秤不準了，在金融學中體現為不確定性。怎么對沖？用衍生工具。換言之，金融學假定貨幣應該永遠是中性的，但現實中貨幣是非中性的，這樣，貨幣和金融政策就產生了矛盾。加強金融監管，貨幣政策就不能再用；要使貨幣政策發生作用，監管就不能太嚴。

最后，過去的宏觀經濟政策是總需求管理，假定供給是市場自然產生的，把需求管住，經濟自然就會發展。現在管理到頭了，如果不能促進經濟增長，總需求再提高也沒有意義，于是演變為供給管理，現在全球都在談的結構調整、技術進步就是供給政策。但技術進步是偶然事件，經濟學無法把握其方向。過去我們力圖控制危機，控制到極限以后，突然無能為力了，這是現在全世界、全人類所遇到的一個困境。

國際經濟秩序：洗牌與重構

《21世紀》：G20峰會聲明宣布，G20將取代G8成為永久性國際經濟協作組織，與G8相比，G20存在哪些優點和缺陷？您如何看待這一變化對國際經濟秩序的影響？

曹遠征：全球經濟發展不平衡，出現了南北問題，這是G20演變為正常機制的基礎。盡管G20當年是一個反危機機構，但面對緩慢的全球經濟復蘇進程和如此多撲朔迷離的問題，大家必須坐下來共同商量，世界經濟才能維持。20個成員國占全球GDP的85%，只有它們穩定住，全球經濟才能穩定住。所以，G20代替G8成為各國領導人共同商議的治理平臺。

G20也是發展中國家第一次參與國際事務。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開始走向前臺，這意味著它不僅要搞好本國經濟，還對世界經濟承擔了責任和義務。

其次，這也是對二戰后形成的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秩序的改造，預示著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形成，是全球治理結構的一個進步。把很多問題放在這個平臺上討論，并形成正常的機制，這是當年反危機時沒想到的；去年倫敦峰會以后，大家意識到合作的重要性；現在危機過去了，但復蘇前景并不光明，還有更多問題需要應對，因此，這次會議基本確定了G20成為全球治理的平臺，成為新的機制。

《21世紀》：G20峰會閉幕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表示支持提高中國在IMF的發言權。您如何看待中國的投票權問題？IMF改革的重點應當是什么？

曹遠征：二戰后的國際秩序形成了三個支柱：一是以《雅爾塔協定》為基礎的聯合國機制，包括五個常任理事國，這是政治機制；二是“關稅貿易總協定”，現在的WTO，這是貿易投資機制；三是“布雷頓森林體系”，這是貨幣機制。在這三個機制之下形成了一系列國際機構，包括世界銀行和IMF。世界銀行的主要職能是經濟發展問題，援助發展中國家；IMF則是維護宏觀經濟、貨幣政策和貨幣體系的穩定。

這一體系的基礎，表現在政治上是美國霸權，經濟上是美元霸權，這體現為當年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的“雙掛鉤、一穩定”，從而凸顯了特里芬難題。后來所有的事實演變，包括2008年金融危機都是其外化的過程。

IMF也是特里芬難題的產物，這也是它后來在金融危機中無所作為的重要原因。但世界經濟仍需協調機制，我們不可能推翻重來，但可以改造IMF。所以在倫敦G20峰會上有一個改造決議，包括加強IMF的功能，將其與國際金融穩定論壇合并，共同研究全球經濟問題。IMF反映的是當年布雷頓森林體系所確立的以美元為支撐的結構，這種結構是行不通的，必須增加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代表權。既包括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份額和發言權，也包括內部機制改革。IMF有一條規定，85%的投票同意，決議才能通過；但事實上，美國一國的投票權就占了17%，它不同意誰都別想干下去。所以，改革的重點不在于份額大小，而在于改變美元霸權和表決機制，不再是一票否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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