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1月09日 12:28鳳凰網財經【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0條

2010年1月9日，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主辦，北京大學MBA聯合會承辦的第十一屆光華新年論壇在北京大學召開。鳳凰網財經進行全程報道。下面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解振華演講。

解振華：尊敬的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光華學院的老師和同學們，大家好！

非常榮幸參加著名的北大光華新年論壇，張維迎教授給我的任務是讓我來介紹一下應對氣候變化哥本哈根會議和低碳經濟的發展問題。氣候變化是本世紀全球性的問題，應對氣候變化關系到世界各國的長遠發展，需要與國際社會加強合作，采取公正合理的方式來解決。從1990年聯大設立政府間談判委員會到1994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生效，2005年京都議定書生效，2007年達成了巴厘路線圖，再到去年的哥本哈根會議，這一過程見證了國際社會加深認知和凝聚共識的歷史進程。在剛剛結束的哥本哈根會議上，溫家寶總理全面闡述了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取得的成就和中國積極的主張，并與有關國家的領導人廣泛接觸，深入溝通，為談判打破僵局和取得進展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這次哥本哈根會議有194個國家的代表團，有119個國家的領導人，有上千個國際機構，也有NGO和企業家的代表。會議中心只能容納1.5萬人，但是整個與會的代表一共是4.6萬人，會議還是空前的熱烈，整個的過程也是跌宕起伏，斗爭還是非常激烈和復雜的。在整個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以積極建設性的姿態，全面深入的參與了所有談判議題的磋商，為最終達成會議的成果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最后會議形成了哥本哈根協議。這個協議確定了到2050年將全球溫度升高要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這是一個長期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而且也明確了發達國家近三年每年要提供一百億美金，到2020年每年提供一千億美金，對發展中國家的減緩適應和能力建設給予支持，這是從他們歷史責任的角度應該對發展中國家的補償。

同時這個協議也堅持了公約和議定書基本的框架，堅持了共同帶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應該說整個會議期間大家已經看到了報道，對丹麥的主席到整個談判是不是堅持雙軌制，談判團進行了十天的談判，發展中國家像非洲國家和77國集團退場了兩次，都不參加整個談判了，就是唯一的要求你必須回到談判桌上來談京都議定書和公約，否則的話，不談京都議定書就不跟你談了，整個十天期間，發展中國家退出談判了兩次，最后壓迫發達國家必須回到談判桌上來堅持公約和議定書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要繼續堅持共同帶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維護巴厘路線圖雙軌制的談判，同時也增加了發展中國家減緩行動的透明度，這也是這次會上中美之間爭論的一個焦點問題。按照巴厘行動計劃的要求，發達國家的減排，提供資金和技術要接受國際社會的核查，美國和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按照行動計劃的要求，只接受得到了資金技術支持的那些減緩行動，要接受核查，但是他們額外的要求，自主采取的行動也必須要接受國際核查。當然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我們堅決不能接受，所以它退了一步，能不能夠接受同行評議？我們說同行評議也不接受，同行評議也是變相的核查。最后雙方都做了一些妥協，他們把那一千億美金對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和你接受不接受我的核查掛在一起，只要中國和幾個主要的發展中國家接受了我們所說的核查或者評議，我的一千億就給一些小島國或者非洲國家，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核查，或者說我提出來的要求，我就不給他們錢，對于發展中國家制造分裂，所以最后我們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特別是小島國和最貧困國家的利益，我們最后雙方做了妥協，收接受他對發展中國家國內減緩行動的磋商和分析，不接受評議、核查和評估，這樣的話也增加了發展中國家減緩行動目的的透明度。

應該說這個協議為今年年底的墨西哥會議之前的談判奠定了一個基本的框架，也是奠定了一個基礎，盡管談判的過程緊張激烈，步履維艱。但是在我國和廣泛發展中國家的積極推動之下，會議最終還是取得了對發展中國家較為有利的成果，符合我們國家談判的預期。哥本哈根會議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一場爭奪發展權的激烈較量，發達國家強調氣候問題現在氣候問題造成的氣候變化的影響完全是發達國家過去200年工業化過程當中無約束排放溫室氣體造成的，所以現在他們淡化自己的歷史責任，要求大家都來采取措施，來減緩溫室氣體的排放，他們強調氣候問題，淡化發展問題。他們強調共同的責任，淡化有區別的責任，也就是剛才蔣委員長講的，對中國過去是威脅論，現在提責任論，他現在講要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分類，要分成新興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他要求新興的發展中國家要和發達國家承擔同樣的責任，大家都來減排，所以他強調共同的責任，淡化有區別的責任，強調減緩氣候變化，淡化適應氣候變化。實際上現在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適應氣候變化是它當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像小島國，他說如果你們再不采取措施，再過20年到30年甚至是50年我這個國家就沒了，現在適應問題對發展中國家是至關重要的。

在資金和技術轉讓問題上，他們強調市場的作用，推卸發達國家的政府責任，同時也甚至企圖用單一的文件取代公約和議定書，也就是現在我們媒體一直在講丹麥主席案文的問題，實際上他想用這樣一個單一的文件把京都議定書全部取代了，在這種情況下，當然發展中國家是不答應的，混淆了共同帶有區別責任的原則。發達國家是利用氣候問題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鎖定南北貧富的差距，他特別的目標針對中國、印度、巴西這樣的國家，限制你的發展，他是非常擔心和害怕中國的發展速度。而發展中國家主要是主張發達國家歷史累積排放大，當前人均排放高，應當對造成氣候變化承擔主要的責任。發展中國家堅持共同帶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堅持巴厘路線圖的授權，加強公約和議定書的全面、有效和持續的實施，堅持發達國家必須按照公約和議定書的規定，繼續率先大幅度的強化減排，并且是兌現提供資金、轉讓技術的承諾。發展中國家則在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在發達國家資金、技術轉讓的支持下，采取符合本國國情的減緩氣候變化的政策和措施。我們就是堅持按照國際法，按照過去談判達成的共識來辦，沒有對他們有更多額外的要求。發達國家追求的目標，是在確保發展經濟，消除貧困的過程當中來提高適應能力，減緩溫室氣體的排放，談判當中的矛盾焦點實際上最終的解決落腳點是在減排責任的分擔、資金提供和技術轉讓，由誰來減，減多少，怎么減，誰出錢，出多少錢，這個錢怎么使用上，這是談判最本質的內容。這些最終體現出來的是一個發展權的問題，這是整個談判反映出來的問題。

所以由此可見，氣候變化的這場國際斗爭包含了政治、經濟、環境、技術、法律、道義等多方面的角逐，其中最根本的還是一個排放權、資金和技術問題，還是一個經濟發展空間的問題，所以圍繞著發展空間進行了曠日持久談判的同時，實際上各國也都在悄悄的開始了圍繞著低碳經濟發展的競爭也拉開了帷幕。所以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談判當中，也就意味著鎖定了發展的空間。對于各個國家談判給你規定的排放量，那實際上就是把你的發展空間鎖定了，實際上是一個發展權的問題。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誰掌握了低碳技術，發展了低碳產業，誰就有可能有更大的發展優勢和發展空間。所以有人認為，這是繼冷戰時期太空競賽之后的地球競賽，爭取談判結果之后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2003年，英國率先提出了發展低碳經濟，把低碳經濟作為重大的發展戰略，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歐盟制定了一攬子政策，提出了三個20%的目標。即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要在90年的基礎上減少20%，這20%是不夠的，按照公約的要求，他們應該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排25%到40%，所以他們提出了20%的目標。能效要提高20%，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要提高20%，是三個20%，并將低碳經濟作為國際合作的核心要素，極力突出碳交易管理的做法，因為他們有了低碳的技術和也，他們現在就要搞碳交易，占領整個國際上碳交易的市場。大家算了一下，如果確定了減排量之后，全球碳交易的市場要幾十萬億美金，所以現在大家都在考慮今后若干年之內碳市場的爭奪。日本提出了低碳社會的概念，倡導在低碳排放和氣候安定的條件下要建設一個富裕、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并實施了一系列相關的政策措施，美國奧巴馬政府也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方案，在7800億美元經濟刺激計劃當中，將發展新能源作為擺脫經濟衰退，創造就業機會，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的重要戰略產業。奧巴馬提出在未來三年內可再生資源的產量將增加一倍，未來10年投資1500億美元建立清潔能源研發基金，主要是用于太陽能、風能、生物燃料和其他清潔可再生資源項目的研發和推廣。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韓國等經濟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在陸續開展低碳經濟政策的研究，所以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激發了各國發展低碳經濟，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的熱情。所以低碳經濟已經成為后經濟危機時代各國謀篇布局的首選，大家都在按照低碳經濟來調整它的結構，轉變它的發展方式。

所以總體上來看，各國普遍認識到，要協調氣候變化和發展問題，只能選擇低碳經濟的發展路徑，也就是溫室氣體排放相對較低的這種發展模式，所以他們提出低碳、零碳的發展模式，實現零碳就是搞碳儲存，所有能產生的二氧化碳全部收集起來，然后儲存到地下做其他的，只有這樣才有發展的空間，大家都在搞低碳、零碳的這種技術或者是發展模式。這些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做法一是在培育市場的環境，二是要有技術支撐，現在大家也看到了，應對氣候變化最后關鍵的問題取決于技術創新，這就需要政府跟企業相結合，兩者結合的基礎就是各個國家要根據自己的國情確定自己的發展目標，實際上也就是要確定自己的減排方案。只有確定了自己二氧化碳的排放總量，才能夠計算出我達到這個目標需要的成本，有了成本就有了價格，有了價格就可以用最低的成本來實現這個目標，那就出現了市場化交易。所以現在大家都看到了這么一個趨勢，都在這方面進行謀篇布局，在做準備。

我國發展低碳經濟面臨著諸多嚴峻的挑戰。一是我國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這就決定了我國溫室氣體的排放還將持續、合理的增長，在公約里面已經明確了，發展中國家要發展經濟，要消除貧困，在整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當中允許溫室氣體有一段時間的增長，所以應該說我們現在的發展階段還是要有一段時間允許有合理的增長，還將持續一段時間，現在談判的問題是發達國家提出來，你現在提出來的是一個相對減排，我們現在提出來是在2005年的基礎上，單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要降低40%到45%，員塞要求我們絕對減排，我們絕對不能同意，因為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所以他們接受了。現在可以相對減排，但是能不能夠提出來相對減排的峰值在哪一年？這里面就談到了我們要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個時間在什么時候？可能是今年的談判會涉及到中國、印度、巴西這些國家排放峰值在哪一年，實際上也是把國家的排放路徑確定了，對發展空間也是要鎖定的。我們現在相對減排，我覺得還會適當的增長，這是合理的，但是我們什么時候出現峰值還沒有確定。二是我們的能源結構還是以煤為主，煤是排放二氧化碳里面最多的一種能源，所以在我國的能源結構當中，煤炭占60%到70%的比例，用石油天然氣相比，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難度更大，所以這里面就要求調整能源結構。三是低碳經濟的市場環境和技術基礎還尚待完善，我們國家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發展低碳經濟，必須要考慮到全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實際上中國就像世界南北的發展差距一樣，在中國也是世界的一個縮影。東西部地區要在發展經濟、降低二氧化碳強度方面有所不同，不能夠搞一刀切，所以這就進一步提高了我們對于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體系和管理機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四是我們還面臨著來自發達國家的巨大壓力，發達國家憑借其資金、技術優勢及其國內相對發育的低碳市場環境，所以在低碳經濟的國際競爭當中占據一定的有利條件。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為保持其優勢地位，通過設置碳關稅等綠色貿易壁壘，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這些因素都是我們推動低碳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和不利條件。

最近在哥本哈根會議談判期間，歐洲和美國分別提出來，如果我們提出來要求你們減排的要求你們不答應的話，我們就從單邊采取貿易制裁措施，就是要設立碳關稅，美國要搞邊境調節稅，根據中國或者是發展中國家進口到美國的產品，在生產過程當中的碳足跡，整個生產過程當中排放二氧化碳的過程來確定收稅的比例。在這一點上，這次哥本哈根會議談判當中，貿易保護主義問題也是談判的一個焦點，可能在今年的談判當中，這個就會提到更重要的議事日程。我們發展低碳經濟還有一個過程，這是對于我們經濟發展帶來的一些壓力。

在看到不利條件的同時，也要看到推進低碳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和有利的條件。首先發展低碳經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我國長期處于資源環境的內在約束下，高污染、高消耗和低產出的發展模式難以維系，我們必須堅持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發展低碳經濟，與我們正在實施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是完全一致的，這也是我們建設創新型國家，走新興工業化道路的必然選擇，走低碳經濟，應對氣候變化，對中國來說，這是我們自身發展的需要。其次當前我們進行的節能減排，發展低碳經濟，轉變發展方式，加快產業結構調整這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很好的抓手，為我們推動產業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提供了一個新的市場動力。低碳經濟的發展還面臨著較好的機遇，國際上應對氣候變化，控制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使低碳產業和產品的市場在逐步的擴大。高耗能、高排放的產品市場的需求也在逐步的萎縮，所以因此也逼著我們必須要走這條路。另外碳稅和碳排放交易現在已經在國際上開始日益盛行，所以這些信號將引導我們國內市場跟相關的產業加速向低碳經濟的轉移。我們國家發展低碳經濟也具備了一定的重要條件，我們國家已經確定了到2020年降低碳排放強度的目標和發展可再生資源的目標，并將應對氣候變化國家的目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規劃，“十二五”過程當中要把這些目標都納入進去，這就是約束性的指標，也是必須要做的。我們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體制和機制已經初步建立起來，應對氣候變化的立法也納入了人大的立法程序。所以繼循環經濟之后，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提上了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日程，這為我們發展低碳經濟奠定了一個非常好的重要基礎。

在挑戰與機遇并存的情況下，發展低碳經濟首先要統一思想，堅定信心，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準確把握時代發展的趨勢，勇于迎接挑戰，善于抓住機遇，立足國情，循序漸進，要以減緩氣候變化，培育新興產業和促進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為動力，以節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優化能源結構和增加森林碳匯為重點，綜合運用經濟、科技、法律、行政等手段，促進低碳經濟積極有序的開展。其次要堅持統籌兼顧，加強政策引導，要統籌經濟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現實需要和長遠利益，綜合推進低碳經濟與清潔生產、循環經濟、節能減排等工作。要建立健全鼓勵低碳經濟發展的各項配套的政策措施，發揮政府的政策引導作用，更多的要依靠市場的機制和技術進步。突出重點，逐步推進。繼續深入開展節能減排工作，優化產業結構，降低高耗能產業的比重，繼續加大重點行業和耗能大戶的節能技術改造，加強節能管理。加快發展以低碳排放為特征的能源、工業、建筑、交通體系，加快煤炭清潔生產和利用，優化發展火電，有序發展水電，加快發展石油天然氣，積極推進核電的建設，大力發展風能、推進太陽能光伏發電的商業化進程，因地制宜的開發利用生物質能，提高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當中的比重，我們現在是占9%，到了2020年要達到15%左右，要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推動低碳技術產業化，增強經濟的競爭力。要提高建筑節能標準，發展新興建筑材料，提高建筑質量，延長使用年限，加快供給體制改革，推行區域熱電聯產，加快城市公共交通體系，發展軌道交通。加快淘汰老舊的運輸設備，逐步實行公路甩掛運輸，提高運輸效率，降低各類運輸工具的能耗，實際上現在我們各方面的政策也都已經在實施了。發展低碳產品，創造地方消費，隨著消費水平的提高，我國溫室氣體排放將會有較大的增加，所以要大力宣傳節能環保的消費理念，引導城鄉居民轉變消費模式，要大力發展節能、環保產品，為公眾提供更多的消費選擇。加強林業建設，增加森林碳匯，擴大森林面積，強化森林經營管理，提高森林質量，這是總書記在聯合國峰會當中已經宣布的中國要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

不久之前，國務院已經公布了我國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目標，就是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到45%。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所占的比重要達到15%左右，并將這些指標作為約束性的指標納入我們國家中長期的規劃。在整個規劃的實施過程當中，要把這些指標分解到各個地區和重點行業、重點企業，實行嚴格的統計、監測、考核制度和目標責任制。現在我們國內在“十一五”期間對單位GDP排放進行每年的考核，現在國際上提出了可報告、可監測、可核查的“三可制度”，現在我們根據談判的結果，在我們國內要借用國際上“三可”的指南，在國內自己進行“三可”，把我們“三可”的結果向國際社會和全社會公布，同時接受國際社會的監督，同時也要和國際社會對這個結果進行磋商和分析。所以我們最近和統計局馬建堂局長在商量，怎么樣來加強我們這種“三可”體系，進行這方面的建設。最近看到一個材料，美國政府已經組織了一批力量，在核查中國2005年到底能源消費是多少，GDP到底是多少，說是以2005年為基礎，那把2005年的情況摸清楚，然后根據2005年的基數對整個減緩結果進行討論，他說跟你們討論，向你們學習，不管是怎么樣一個提法，實際上對我們就是要進行核查。由于我們自身發展的需要，我們自己也應該很好的進行節能減排，發展低碳經濟，這是我們自身應該做的。所以應該說我們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的實施，包括目標和政策措施必將推動我國低碳經濟有一個較快的發展。

應對氣候變化，發展低碳經濟是現在時代的要求，也是全社會的責任，所以當前我們無論是在氣候變化的談判還是在發展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的過程當中，還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和解決。所以我們非常希望，也非常歡迎北大的同仁和光華管理學院能夠參與進來，希望得到你們在理論和行動上的支持。最近我學習了北大法學院關于碳政治的一篇文章，啟發很大，現在就這個問題，應對氣候變化，發展低碳經濟，各個大的研究單位都在開始參與進來，像中科院、工程院、社科院、發展中心、清華、人大、發改委宏觀院、能源所以及林科院、農科院、黃科院現在都有一批專家專門在研究這個問題，現在在發展低碳當中遇到的問題，比如說氣候變化的科學性問題、碳足跡如何計算的問題，發達國家提出來的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碳排放的趨同論問題，另外為下一步談判怎么樣分配排放的總量問題，現在有些單位已經提出了人均歷史累計排放的帳戶制度，提出了人均歷史累計排放要記帳，搞帳戶制度，另外還包括碳交易，現在樊綱同志他們提出來搞碳關稅，怎樣在碳消費的環節來計算排放量，然后來解決碳稅跟碳關稅的問題，實際上也是配合我們的談判提出的。因為我們國家的碳排放說是很大，但是其中有24%是屬于轉移排放，所以他們就提出來，能不能把各國的排放量算在消費環節？他們也制定了這方面的一些理論。

總之，我們非常歡迎北大的同志，特別是光華管理學院的同志們能夠參與到我們應對氣候變化和發展低碳經濟在政策制定方面的工作，希望得到你們的支持，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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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北京大學光華新年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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