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記者付濤致聯辦的辭職信

11月9日，《財經》證實其創始人、主編胡舒立已辭職，同日辭職的，還有《財經》編輯記者團隊中的大部分員工。11月10日，《財經》上海站金融記者付濤的一封辭職信開始在各大論壇及博客流傳，以下為付濤辭職信全文：

尊敬的聯辦有關領導：

我申請解除在《財經》雜志的勞動合同。作為《財經》工作近四年的普通一員，我自己對此感到遺憾。

《財經》是我在大學時就傾慕的一份雜志，其品牌的打造和價值觀的樹立，來之不易。雖對聯辦所知甚少，我仍相信，聯辦在過去十年中，為《財經》獨特品牌與價值觀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孵化條件和極其重要的支持。在中國的媒體環境中，這些條件和支持更是難能可貴。正因如此，今天我仍愿意提筆之初寫下“尊敬”兩字。

《財經》對中國社會尤其新聞界的價值，已遠遠超乎其每年所賺取的可見收入。從《財經》九月底出現人事動蕩以來，社會各界尤其新聞圈熱烈的關注度，可見一斑。這遠非其他同類媒體所能比擬。同時，那么多人選擇離開也表明，舒立在《財經》的作用毋庸置疑。

作為學新聞、做新聞十年有余的年輕人，我難以想象：這塊中國罕見的能做真正新聞的凈地，這面獨樹的新聞專業主義的旗幟，這張難得的討論中國制度改革的課桌，不是因為強權的壓制、不是因為競爭對手的攻擊，而竟因自殘而受損，以致可能喪失。

《財經》員工的薪酬水平的相對低廉，這是業界不爭的事實。即便如此，每年都有一些的條件優秀的年輕人愿意申請加入，他們中不少甚至是降薪來就。同時，每年也有一些成熟的骨干離開《財經》，謀求更高薪酬的工作。

若是出于對中國新聞和改革事業的真正呵護，我想在《財經》盈利狀況允許和發展形勢尚好的情況下，調整薪酬水平和拓展《財經》發展空間的談判之門應該敞開而不應關閉。

中國新聞史上，歷史份量巨重的中文報紙《大公報》的經驗和教訓至今可鑒。1926年9月，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合組新記公司，接辦英斂之創辦的《大公報》，三人擬定五項原則：

1，資金由銀行家吳鼎昌一人籌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

2，三人專心辦報，三年內不得擔任任何有奉給的公職。

3，胡政之、張季鸞二人以勞力入股，每屆年終，由報館送于相當股額之股票。

4，吳鼎昌任社長，胡政之任經理兼副總編輯，張季鸞任總編輯兼副經理。

5，由三人共組社評委員會，研究時事，商榷意見，決定主張，輪流執筆。最后張季鸞負責修正，三人意見不同時，以多數決定，三人意見各不同時，以張季鸞為準。

解放前，《大公報》無論是在新聞上還是在經營上都是極其成功的，其最終隕落的主因在于難以抗拒的歷史政治因素，但其獨立報人的傳統一直影響到如今的香港《明報》和《信報》。

《財經》十年來的成功，能給中國留下什么？真的超過先賢了嗎？1926年9月1日，《大公報》在復刊號發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訓：“不黨、不私、不賣、不盲”。

作為普通員工，我不能盡悉目前《財經》動蕩的局面究竟如何一步步釀就，但從零星的網上信息和坊間傳言來看，曾經似乎已朝著“四不”原則的先賢之路邁步的《財經》，如今毫無疑問地在“不私”兩字面前滑倒了，正如《大公報》的一些先賢在“不黨”兩字面前摔跤一樣。

媒體若不能成為真正的“公器”，也不應該成為一部僅僅賺錢的“私器”！我相信，那些愿意降薪降職來到《財經》的人，并不期望自己在這里發大財，也許是為了“成名的想象”，而也許，就是那樣簡單，不過是為了在這塊黃土地上找到半寸新聞凈土以“立錐”。

歷史選擇了你們，你們沒有選擇歷史。這兩個月中發生種種不堪的景象，已經極大的消解了《財經》十載壘積的半寸高臺。我無意在這里做任何道德指責，我所信仰的上帝每天都提醒我，我同你們一樣是罪人，一樣軟弱，一樣難擔重負。但也許你們能像我一樣，正如我能像我所跟隨的耶穌那樣，試著先拿走那顆堅硬冰冷自傲的心吧。

盡管我沒有親耳聽到你們關于眼前這件事的描述和解釋，但我愿意相信，你們做出關閉談判之門的決定時，有著與《財經》采編團隊離職同樣充足的理由。祝愿《財經》走好，畢竟它的讀者是無辜的。

在這最后，我只是希望(哪怕是奢望)無論結果如何，分手的雙方不要再互相謾罵和攻擊，尤其以暗昧的方式，無論是傳播謊言還是網上刪貼。為中國的新聞人留下幾條不那么干凈但仍努力保持潔凈的小路吧，畢竟，還有那么多稚氣學子的清澈的眼睛在看著你們，他們正如當年的我一樣。

《財經》金融組記者 付濤

2009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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