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爾奈長達半個世紀的對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觀察與研究中，他已經學會了更簡明地向外界描述他所觀察到的傳統社會主義制度。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對于他來說是信手拈來。在科爾奈尚還年輕的時候，他就參與了1956年的匈牙利改革，這是全世界社會主義體制第一次重大改革，他對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早已變得極富洞察力。

    上世紀80年代初，隨著中國開始啟動改革開放，中國人開始陷入了思潮迷惘之中，一方面渴望改變，但一方面又無法確定本國的改革究竟該往何處去。傳統的理論體系開始坍塌，但又在本能地抗拒資本主義思想入侵，一時之間，無所適從。

    科爾奈的思想正是在此時傳入中國，他對傳統社會主義的描述詞匯讓人感到耳目一新：短缺經濟、投資饑渴癥、擴張沖動、父愛主義、軟預算約束……這些新鮮詞匯引起了中國人的注意，他的分析和術語讓年輕的學者們著迷。一時之間，人們將科爾奈的思想奉為圭臬，并開始用他的思想理論來解釋和指導生活中正在發生的巨大變革。

    在那個混沌的八十年代，科爾奈思想正如一盞明燈，給中國的改革提供了更多的指引。直到現在，科爾奈思想依然對中國高層保持著影響，在2009年記者采訪周小川時，就發現其在翻閱科爾奈著作。

    如今，科爾奈已經八十五歲了，他安靜地坐在書房里，接受鳳凰財經的采訪，自他從哈佛大學退休之后，他開始有更多的時間來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進行思索研究，老人言語沉穩清晰，智慧之識閃爍其中。我們渴求從這位老人那里，再次聽到他對于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的看法。

    時間拉回到1981年。這一年，51歲的吳敬璉受到中國經濟學者于光遠的推薦，前往雅典參加國際經濟學會的圓桌會議。對于吳敬璉來說，這是他首次前往西方參加國際會議。

    在這個會議上，他見到了來自匈牙利的經濟學家科爾奈。科爾奈在一個演講中闡述了自已的觀點，他認為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系里，將必然出現短缺現象。這一言論引發了蘇聯學者的強烈不滿，一位蘇聯學者認為，短缺只是計劃過程中出現的錯誤。

    雖然“布拉格之春”改革遭遇到了失敗，但它引發的漣漪并未消散，華約內部的裂痕已經漸漸顯現，經濟困難與物質短缺讓很多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學家反思自身國家所走的道路，而科爾奈正是其中首個發生思想轉變的代表人物。

    早在1956年，科爾奈就撰寫了《經濟學管理的過度集中化》。這是世界上第一部來自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深入分析和批判蘇聯式計劃經濟的學術著作。這部著作受到了東西方經濟學家高度重視，因為它分析了計劃經濟體制內部的嚴重問題。

    在八十年代的雅典會議上，蘇聯對于主流學術界依然擁有強大的影響力，計劃經濟理論仍然深得人心，在不少蘇聯學者眼里看來，科爾奈在會上的一系列“大逆不道”的言論無疑是投下了一枚原子彈，讓他們深感不滿。可以說，科爾奈簡直就是個異類。

    據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冒天啟回憶，80年代他去蘇聯莫斯科大學等高校學術訪問，談到科爾奈的著作時，曾受到蘇聯學者極端地抵制與不屑。

    但在1981年雅典的這次會議上，中國學者吳敬璉卻仿佛找到了知音，在小組討論上，他們熱情地交流起“短缺”這一話題。會議結束后，科爾奈到吳敬璉的房間聊天，吳敬璉認為科爾奈的觀點很有說服力，頓生相見恨晚之意。

    在鳳凰財經的采訪中，科爾奈這么描述吳敬璉：比起冷酷、刻板、教條的蘇聯經濟學家，吳敬璉更加開明。他對匈牙利的經驗非常感興趣，“這是我第一次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中國經濟學家。

    此后，吳敬璉也常向人介紹科爾奈及其思想，1983年，吳敬鏈在耶魯大學向錢穎一的介紹，引出了日后錢穎一和科爾奈的交情。1986年，科爾奈的書在中國出版，吳敬璉成了重要推動者。

    在鳳凰財經的采訪中，科爾奈提到一個有趣的小細節，過去他的夫人一直在用美國或日本產的電腦，但現在已經改用中國品牌了。

    科爾奈和中國的淵源是如此的深厚，在他人還沒到中國之前，媒體就已經開始在介紹科爾奈和他的著作了。中國的研究機構也開始采用科爾奈理論，來指導自己的經濟研究工作。

    這也是一次實證研究的努力。在研究中，團隊就采用了一個“科爾奈指數”，來衡量市場機制在從資源約束型的賣方市場到需求約束型的買方市場中的作用程度。結果顯示，企業作為買方的主權地位正在上升，作為賣方的壟斷地位正在弱化。

    等到1985年8月份，科爾奈和夫人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時，去機場接他的是社科院經濟所的趙人偉。在北京短暫停留，接受領導人接見后，科爾奈便前往重慶的一艘游輪上參與了“巴山輪”會議。

    當時大量參與制定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人物均參與了這場會議，很多當時的參會者并沒有意思識到，“巴山輪”會議后來成為了中國改革史上一次意義重大的會議。人們乘坐郵輪，延長江順流直下，觀察沿江各地自然景觀和經濟現狀，并展開討論。

    在欣賞長江三峽美景時，科爾奈等人聽到三峽地區洪災頻發，便談論起了修建大壩會有何影響的事情。沒想到，這在后來成了事實，科爾奈在回憶錄里寫到：“幾年后，這一工程真的開始了。”

    巴山輪上的參會者包括了已81歲的經濟學界泰斗、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的薛暮橋，體改委副主任兼黨組書記安志文，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總干事馬洪，體改委副主任童大林等。

    也有一批“小字輩”參加了當時的會議，后來均在政界獲得了很好的發展，成為了深遠影響中國經濟的重要官員，包括項懷誠，樓繼偉，以及郭樹清等人物。據趙人偉回憶，郭樹清十分活躍，主動參與整理了會議紀要。

    在這個會議上，科爾奈成為了首名進行演講的學者，在交流時，科爾奈為當時的中國經濟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藥方”：也就是應該采取有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換成今天的說法，與“宏觀調控加市場調控”的意思相近。

    兩者相輔，這在今天看來是理所當然的原則，然而放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國仍然深陷計劃經濟桎梏，這一說法顯得石破天驚。

    科爾奈的建議在當時并沒有得到太多正面反饋。讓科爾奈印象深刻的是：自己感到了“陰魂不散的政治壓抑，以及缺少自由和權利的社會狀況”，“從主席和聽眾的臉上看不到表情，不知道自己的講演是不是成功”。只有從經常包圍他、用結結巴巴的英語向他提問的年輕經濟學家目光中，他得到了些許安慰。

    值得慶幸，最終中國走上了一條改革之路，雖然有波折，但方向不曾改變。隨著時代車輪的前進，中國開始告別傳統計劃經濟的短缺現狀。

    然而改革伴隨的貧富差距，也讓人產生了焦慮，“許多人會非常懷舊，容易重拾官僚治理和平均主義等臭名昭著的意識形態。應該如何排解這種懷舊情緒？”在對科爾奈的采訪里，鳳凰財經提出這一問題，希望能從這位大師處獲得答案。

    科爾奈贊同這種現象真實存在。“在社會經濟轉型的十年至二十年后，相當一部分民眾非常懷舊。”但“記憶并不可靠，會扭曲事實。蘇聯解體后，市場改革階段同時出現了贏家和輸家，特別是那些在集中計劃經濟中擁有鐵飯碗，但在市場經濟中失業的人群。由于存在不確定性，所以輸家感覺到自己的境遇每況愈下。在過去的體制下，他們更有安全感。”

    他的中國學生，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王一江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解釋這個問題，王一江認為，以中國為例，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并非沒有特權者，只是他們躲在了紅墻背后而已，在那個時候，是極少數的特權者和極大多數的不公平者共同存在的。

    雖然科爾奈對中國持續保持關注，但他謙虛地認為，自己生活的地方距離中國十萬八千里。盡管其在努力追蹤其發展軌跡，但自己仍然是個局外人。“中國有杰出的經濟學家。他們深入地分析了中國經濟，這是他們的任務。”

    科爾奈在美國教書期間，有大量的中國學生聆聽了他的講課，作為同樣來自于社會主義陣營的人，大家有太多共同的話語。事實上，科爾奈先生的課談不上多么有趣，他自己也認為，自己那無可救藥的匈牙利口音一定會讓學生們感到十分的頭疼。不過，與中國學生之間的那種熟悉感是天然產生的，這拉近了他和中國學生們的距離，而這些學生也成了他觀察中國的一個很好的窗口。

    據許成鋼回憶，1986年的春天，科爾奈在哈佛授課，當時一起選修這門課的中國同學有錢穎一、王一江、李稻葵。當時在哈佛做訪問學者的茅于軾，以及在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做訪問學者的樊綱也一起旁聽了科爾奈的課程。“鄒恒甫和胡祖六也曾旁聽過一部分。”另外，著名老一代中國經濟學家顧準之女顧秀林，也曾專程慕名從夏威夷跑到哈佛來聽課。

    科爾奈和這些中國學者之間并沒有拘泥于師生關系，而是建立起真正的個人友誼。在下課以后，經常在一起討論或議論相關題目。讓科爾奈自豪的是，他的這些學生最終成為了杰出的經濟學家。

    2005年，科爾奈在自傳出版時，選用了與四個學生在香港拍攝的照片。在這張照片里，許成鋼、王一江、錢穎一、李稻葵簇擁在科爾奈身邊，含笑面對著鏡頭。面對鳳凰財經的采訪，科爾奈回憶起了自己的弟子：“當我聯系他們時，心里曖曖的。”，“讓我自豪的是，他們成為了杰出的經濟學家。”

    在他的中國學生中，許成鋼目前是香港大學經濟系教授，在今年，獲得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針對科爾奈自傳《思想的力量》，許成鋼曾專門撰寫了一萬多字的評論，講述了其恩師的生平與成就。

    李稻葵目前是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的教授，博士生導師，2011年9月起，掛職擔任中關村科技園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

    錢穎一目前是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而胡祖六后來進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高盛，輾轉多地，現在是一家私募基金的創始人兼董事長。

    在作家柳紅看來，科爾奈是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血與火中進行思考的人。他選擇了一條道路：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揭示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本質，而且堅定不移。

    1968年，匈牙利是全世界社會主義陣營中第一個進行了全面經濟體制改革的國家。而科爾奈正是這次舉世矚目的社會主義改革的策劃者和設計師，整個改革的思想就是受他的影響。

    但那時，他也尚存在自身的局限性，他說自己“天真地”認為只要用市場取代了計劃，那么大多數計劃體制存在的問題就都能解決。所以1968年的匈牙利經濟改革整個的放棄了計劃經濟，之后也有其他一些東歐國家追隨匈牙利的做法。

    但是在1968年匈牙利經濟體制改革后十幾年的經驗里，科爾奈觀察到，放棄中央計劃之后，這種市場社會主義的經濟并沒有向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那樣運作。大量的軟預算約束問題導致和投資饑渴癥等問題，經濟短缺的現象完全沒有改善。所以他最終又寫出了《社會主義體制》這部著作。

    在短缺經濟學中，由于種種原因，一些內容沒有展開，而在社會主義體制這個著作中，他就更清楚地把政治對經濟的干預，就是在國有、計劃的體制下，政治是如何干預經濟的，政治和經濟因素是怎樣的交互在一起，進行了更清晰完整的解釋。

    雖然科爾奈的思想對匈牙利的改革影響頗深，但他一直刻意與政界保持著距離。1990年3月，科爾奈和朋友在赫爾辛基組織學術會議，邀請正在轉型國家的經濟學家參加。會還沒開完，一位捷克經濟學家宣布，要馬上趕回捷克，一刻也不能耽擱，他說：“所有現在不在瓦茨拉夫廣場的人以后都沒有機會當部長了。”他及時地趕了回去，果真當上了部長。

    科爾奈則平靜地說，“我并沒有趕回匈牙利的‘瓦茨拉夫廣場’”。游走在科學與政治的邊緣——這是他對自己的總結。

    1999年，科爾奈再次訪華，他到中國的商店里逛了逛。當時第一反應是：“短缺經濟不復存在了，于是他決定要寫一本新書《過剩經濟》。之后他的確完成了這本書，還在其中記錄了訪問商店的這段插曲，中國，中國經濟，一直是科爾納的靈感來源。

    但是這位老人，一直在保持著對中國的深度關注。采訪科爾奈的時候，正值中國三中全會閉幕不久，這一會議傳來的信息引發海內外高度關注。會議說，要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要打造一個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在將來，這個深化改革小組將肩負起推進目前改革局面的作用。

    中國高層給自己下了一個目標：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

    科爾奈對一系列決定表達了他的贊賞。他認為，這個主意“看起來很不錯”，建立一個高層智囊團來制訂深化改革的戰略，以自上而下的改革戰略，配合自下而上的改革行動，很值得鼓勵。

    他認為中國有不少杰出的經濟學家會準備加入這個團隊。或許在他的話語里，仍然暗含著對自己中國弟子的殷切期待。

    即使進入過剩時代，科爾奈對中國的影響也仍然在持續。這明顯表現在他的思想對于當今決策者的影響力之上。2009年，央廣中國之聲的一位記者采訪了央行行長周小川，記者在采訪手記里寫道：“這似乎不是央行行長而是一位教授的辦公室，正中間并不寬大的辦公桌，最右邊一摞材料上放著匈牙利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的大作《思想的力量》，書頁折了印痕，表明他正在看。”

    2009年的四萬億政策讓中國經濟強勢反彈，但其引發的負面效應也受到一些學者的詬病。在科爾奈看來，中國現在處于粗放式增長向集約式增長過渡的新階段。依賴公共部門的擴張、國有企業和國家投資來發展經濟雖然是一種解決方法，但是卻低效且失之偏頗。

    “國家掌握著不少工具，但是旨在生產產品和提供服務的國有企業并不是合適的工具。市場經濟中的國企是過渡型，而非永久性的形態。只有個別國企可以作為特例零星存在，其他國企都將消失。國企不適合功能健全的市場經濟。”

    科爾奈看來，這些事情“遲早”都會發生，只是不知道究竟要等多久。與此同時，對國企制定規則固然重要，但不能為此集中太多精力。更重要的是推動私營部門的發展，不要利用特殊補貼、支持和免稅政策等，人為地推動國有部門的擴展。這樣可以通過自然進化，健康地降低國企的比重。

    我們無法知道，科爾奈的這些預測與期望能否成為現實，然而，三十年前，正是他的建議，將中國引上了正確的改革之路，我們期待，在這個改革再出發的時間點，他能給予我們更多慧見。因此，我們計劃在今年的鳳凰財經峰會上安排一場“好戲”，邀請科爾奈和他的摯友吳擎璉進行視頻連線對話，探討中國的改革方向。

    30年前，科爾奈的思想飄洋過海，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影響了中國的發展之路。30年后，當中國走上再次啟動改革的路口，這一對老友穿越東西方時空的思想交匯，又將給我們帶來怎樣的啟發？（文/王梁 譚紅朝；制作/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