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多渠道資金建設保障性住房

進入2010年以來，重慶高調表態要建設政府公共租賃住房。按照當地政府的計劃，未來10年，重慶將在主城區和遠郊區縣各建設2000萬平方米的40~80平方米的公共租賃房，讓30%的城市人口和農民工居者有其屋。富有意味的是，這件事情被當成市政府和當地國有企業的“一個硬性任務”。

當今房價高企，“地王”頻現，不少望房興嘆的人于是把目光轉向保障性住房。重慶欲大力建設公共租賃住房，不僅可造福于當地諸多有需求的中低收入者，亦可補目前保障性住房結構上的缺陷，看起來確為民生工程。

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為中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標準、限定價格或租金的住房，由廉租住房、經濟適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賃住房組成。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公共租賃住房當屬政策性租賃住房，其受益人群主要為“夾心層”，特別是其中的年輕人。

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重慶公共租賃住房的資金來源，則會引發一個值得思考的命題。為什么政府公共租賃住房會成為當地國有企業的“一個硬性任務”？換種表達方式問，政府在建設保障性住房時，為什么會拉上國企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不妨先梳理一下保障性住房建設的現狀與困境。眾所周知，中央政府對此問題的態度一直非常明確，即是將大力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作為抑制不合理房價的一個重要手段。但在地方層面，卻存在著動力和財力雙重不足的狀況。

國務院辦公廳今年早些時候印發的《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通知》中明確要求，加快推進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力爭到2012年末，基本解決1540萬戶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的住房問題，同時，也強調須落實各級地方政府的責任。也就是說，建設保障性住房的目標是清晰的。現在的困難在于，究竟該如何實現這個目標？

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應立意雖好，實現卻難，確有客觀的緣由。從動力來說，在地方“土地財政”的格局短時間內難以有根本性改變的情形下，地方政府的動力不足問題顯而易見。同樣一塊土地，用于商品性住房和用于保障性住房，對地方政府來說，收益上不可同日而語。

就財力而言，許多地方財政支出壓力沉重正是當下的一個突出問題，如果在保障性住房上再添大手筆投入，不少地方不堪負擔，幾乎是必然的事情。也正因此，有些地方在財力窘迫的情況下，甚至考慮過出售廉租房產權的念頭。

也就是說，保障性住房建設的關鍵，還是在財力受到約束的條件下，如何找出錢來辦好事情。從目前情況看，保障性住房建設資金的來源是多渠道的。如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2009年下發的《2009~2011年廉租住房保障規劃》中，要求保證土地出讓凈收益用于廉租住房保障的比例不低于10%；對符合貸款條件的廉租住房建設和棚戶區改造項目，商業銀行要加大信貸支持力度，以及住房公積金增值凈收益要全部用于廉租住房建設，等等。

歸納而言，保障性住房的資金主要來源之一，為中央財政資金的劃撥及地方財政資金的配套，中央和地方財政按照一定比例進行投入，從趨勢上說，中央針對中西部地區的補助標準也在不斷增加。由于保障性住房的公益性質，財政資金毫無疑問須承擔起主要責任。

在這其中，地方土地收入用于保障性住房的比例也愈加被看重，成為一個普遍的訴求。在今年北京市“兩會”前夕，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就曾明確表示，北京市“政府將把一級土地出讓收入的一半以上，約300億元返還到保障性住房的建設當中”。在不少地方連10%的目標都很難實現的情況下，北京的這個表態，有著很強的示范作用。

回到重慶的舉措來看，重慶意欲通過借助城投公司和當地國有地產企業的力量，幫助實現公共租賃住房的建設目標，其實還是在找錢辦事上做文章。正因為國有企業被賦予了一定意義上的社會政策功能，這些國有機構確有可能成為重慶版本的“房利美”與“房地美”。當然，借助國有企業力量辦事，在房產權屬及國企資金的回報等方面還有待進一步明確，但重慶的做法，無疑是在地方財政能力受困條件下的一種嘗試。

總體而言，在保障性住房建設這樣的民生工程上，中央與地方的步調須進一步保持一致。地方政府必須切實承擔起必要的責任，是做好民生工程的關鍵所在。建設資金的來源可以多種渠道，政府職能也是必須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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