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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福林:重大改革 中央需要魄力
專訪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遲福林:重大改革,中央需要魄力 許可新 張夢舟 他身在海南,卻放眼全國。他曾為官員,而現在的身份則是學者。 他以研究經濟體制改革見長,但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他每年帶來的提案卻都十分“熱辣”。去年兩會他帶來的海南“國際旅游島”提案,最終帶來了海南島的歲末瘋狂;今年,他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提案,甫一曝光,就引來了無數的關注。 媒體評價他說,因為他,使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這個偏于一隅的學術機構放眼八方,蜚聲海內外。 昨日,被稱為中國改革“智囊”的遲福林,走入了位于北京市光華路的第一財經辦公區,接受了第一財經的獨家專訪。 第一財經:眾多兩會熱點中,低碳經濟成為今年政協的一號提案,您感到意外嗎? 遲福林:有點意外!中國發展方式轉型,涉及的問題很多,我原來以為,會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收入分配、經濟結構調整、教育醫療改革上,低碳經濟成為一號提案,確實感到意外。 不過,仔細一想,低碳經濟成為一號提案,也有它的邏輯,它跟我們的發展方式是直接連在一起的,中國需要用低碳經濟來倒逼發展方式的轉型。 第一財經:那么,對于發展低碳經濟,您認為中國應該注意什么? 遲福林:中國發展低碳經濟,可以歸結為四句話。首先,中國開始進入低碳經濟時代,應該自覺的而不是被動的“低碳”,將其內化為自身的需求;第二,以低碳經濟作為突破點,引領中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第三,要高度重視低碳經濟背景下的新技術革命,如果在以新能源為重點的這場技術革命中,中國可以在某些領域成為世界領先,這對中國未來發展將至關重要;最后,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轉型大國來說,更要重視制度安排,像完善產權制度、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碳減排”交易機制等,這些機制更加重要。 第一財經: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升級是本屆兩會的另一熱點,如何認識這個問題? 遲福林: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既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不僅是當前出現矛盾,更事關長遠,這樣一個大問題,需要在兩會的討論中形成基本共識。 應該看到,它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發展方式問題,涉及到諸多命題,比如,中國要不要從一個透支生產大國轉移到消費大國,更涉及到改革,事關中國的改革如何從創造經濟總量為主轉向到公平和可持續的發展為主。 我將其稱為第二次轉型,或稱第二次改革。接下來的三五年,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和思路的確立,對中國后二十年、三十年太重要了。現在,中國處在十字路口上,面臨歷史關鍵時期的抉擇,兩會的共識顯得尤為重要。 第一財經:在這樣一個關鍵時間點上,您對中央政府有什么樣的建議? 遲福林:第一,要把發展方式轉型列為未來五年即“十二五”的一個主線;第二,圍繞這個主線,來推進相關領域的改革,比如說經濟市場化的改革,社會體制的改革以及政府的轉型等;第三,在一些大的問題上要敢于決斷,中央政府要有魄力和行動,比如說國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城鄉一體化突破等。 第一財經:剛才您也提到了國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收入問題上,我們知道,今年您帶來了一個備受關注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提案,并明確提出,到“十二五”結束時,要將消費率從目前的不足49%提高到60%,那么實現它的可能性大嗎?靠什么實現它? 遲福林:可能性非常大,現實性也很大。 首先,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關鍵的決策時期,能不能從一個生產大國成為消費大國,中國的消費率只有到55%或者60%,才能說進入了消費主導的發展方式上。這是最基礎和最關鍵的因素,會對中國形成倒逼機制。 第二,中國現在有條件(實現消費率的提升)。比如說城市化,中國正處在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關鍵時期,城市化與中國工業進入中后期還不同步,隨著中國突破城鄉一體化瓶頸,城市化將極大拉動消費的增長。 第三,我判斷,三五年內,中國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肯定將有實質動作。如果不啟動這項改革,中國無論在解決經濟生活問題上,還是化解社會風險上,都將遇到困難,甚至會引發更大的經濟矛盾。 因此,用五年左右,將消費率至少提到55%完全有可能,甚至會更高。 第一財經:海南國際旅游島獲批以后,地產價格出現瘋狂上漲,這樣繼續下去,對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將帶來什么傷害?對于應對這種局面,您又有何高見? 遲福林:海南房價過高上漲過快,會打擊投資者的信心,不敢到海南島去投資,這將對海南國際旅游島的建設帶來負面影響。 不過,雖然海南的地產價格已經遠遠背離其價值,但海南有能力消化現在的房價泡沫。 目前,海南島的中長期規劃還未推出,一些當地的政策,例如建設國際購物中心等,這些細節還沒定下來,新的增量還未釋放出來。 還應該看到,同樣是海島,海南全島的可利用面積比臺灣還大,還有大量的土地可以供給,市場不用擔心到時沒有土地供應。 不出十年,海南將大變樣,而現在來看,海南還處在嬰兒期,還未到少年期呢,現在的泡沫,海南有足夠的時間來消化。 第一財經:去年兩會前,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用控制行政成本來推動政府的機構改革,是當前政府機構改革的重點和難點所在。一年過去了,對于政府的機構改革,您如何評價?下一步的突破口在哪里? 遲福林:有改進,但進展不大。控制行政成本開支,需要多方面的改革,但現在各方面的改革還沒有完全跟上,所以目前進展困難。 比如說限制公款出國的規定很多,但實際執行上并不明顯;對于公務開支,很多地方也缺少更有效的制度安排。 公款消費的公開化是下一步的突破口。當前,用權力制約權力有難度,只有在廣泛的社會監督下,政府行政成本的降低才會有強大的壓力。 (詳細訪問請關注寧夏衛視/第一財經3月4日14點特別節目《崔艷問兩會》) 相關專題: 免責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鳳凰網無關。其原創性以及文中陳述文字和內容未經本站證實,對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內容、文字的真實性、完整性、及時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證或承諾,請讀者僅作參考,并請自行核實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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