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全國政協和人大會議本周在北京舉行，近年在中國是協商民主的政治光譜上，兩會正在成為一道日益引人注目的風景線。然而，隨著中國經濟高度發展和社會迅速多元化，日趨發展的市場經濟體制和依然殘留計劃經濟特征的政治體制，仍日益顯示出其深刻的邏輯悖論和矛盾沖突。其表現就是一系列為百姓和輿論所詬病的社會問題，其中尤其是政商勾結問題。

周瑞金，1962年后歷任《解放日報》評論員、評論部副主任、主任、副總編輯、黨委書記。1993年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兼任華東分社社長。1991年作為以“皇甫平”為筆名的主要成員之一，周瑞金主持撰寫《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評論文章，引起海內外廣泛反響，曾為鄧小平南巡提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輿論先生。

全國人大如何體現民意機構特點？

邱震海：兩會在架構上到底如何改革，有關這個問題，我們聽聽周瑞金先生的意見。您好，周先生，您怎么看剛才鄭永年先生的意見，兩會如果我們在架構上實行改革，碎步走改革，目前的切入點可能在哪里？

人大代表性可成為改革突破點

周瑞金：剛才我很同意鄭永年先生講到的，我們大制度下面還有很多小制度，改革制度這種碎步走和小步走從小制度開始。這個不但是常委會里面的代表性，也不但是專門委員會的代表性，我覺得整個人大代表的代表性，也是值得考慮的，作為一個改革的突破口來入手，提高代表性的問題，就算是我們當前面臨的最重要問題之一。

邱震海：既然兩會是中國政治體制中特有的一個組成部分，未來如果說兩會要進行改革的話，如何在它的代表性方面有更多的認同性。

剛才在第一部分周瑞金先生和鄭永年先生分別都談到了兩會如果要進行改革的話，它的代表的認受性，代表性的問題，有關這個問題，我們在節目之前，我們在我們觀眾當中做了一個民意調查。我們給了一個問題，是兩會在哪些領域可以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碎步走的試驗田？給了四個選項，一個是代表遴選過程，第二個是具體議題的監督程序，第三是兩會要調解與執政黨和政府的關系，第四個是其他。

從圖表當中我們可以看得出，絕大部分，超過三分之二的觀眾都認為，目前面臨最大的問題是一個代表的遴選問題，下面可能調解與執政黨與政府的關系，再下面才是具體議題的監督程序的問題，有關這個問題，我們聽聽在上海和新加坡兩位專家的意見，二位好。

周先生和永年兄怎么看，看樣子觀眾的感覺跟二位作為專家的感覺是一樣的，還是認為兩會的代表遴選問題可能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周先生，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民意機構首先須具備民意代表性

周瑞金：對，因為人大作為民意機構，最大的民意機構來講，首先你代表的民意基礎怎么樣，這代表是怎么遴選出來的，它能不能代表選民的意見來參加兩會，或者是代表一方的利益集團有一個發言權，掌握發言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的問題，所以代表性就非常重要的。

代表遴選須擴大直選范圍

周瑞金：我覺得我們當前在代表的遴選過程，可以加以改進的，就是擴大公民直選的范圍。你比如現在我們在基層，在鄉鎮一級的人民代表和城市里面街道一級的人大代表，他是公民、選民直接選舉的，這個是不是能夠擴大到縣一級人民代表也能夠由選民直接來選舉，我覺得這個適當可以進行一個改革的內容。

將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相結合

周瑞金：再一個，在縣以上，例如說省一級、中央一級的代表，他怎么產生？我覺得應該把協商民主和選舉民主更好的結合起來。一般省級和中央級都是領導部門，有關黨的領導部門提出協商的名單，這一點，我覺得應該從領導上提出的比例和在代表大會這一級選舉省一級和全國一級代表的時候，代表提出的名額應該占一定的比例。從代表的比例上面，上面提出協商的名額同下面真正由代表直接提出來這樣一個名額有一個比例的關系，這樣子能夠更體現民意，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改革，作為碎步走來講，是可以實行的，是有可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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