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羚 趙杰

在人們爭論如何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時候，一個名詞——劉易斯轉折點成為繞不過去的話題。所謂劉易斯轉折點，是指在這個點之前不論有多少新增就業，工資都不會漲；在這一點之后勞動供給不再是無限的，工資開始上漲，人均收入開始實質性地增長。

3月7日，《第一財經日報》采訪了第一個提出中國將迎來劉易斯轉折點的學者、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民工荒”有助減小收入差距

第一財經日報：你認為當前解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這一問題，最關鍵的措施是什么？

蔡昉：在收入分配差距的統計中，城鄉收入差距占40%~60%的比重。所以，縮小收入差距很重要的是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歷史上許多發達國家的城鄉收入差距也很大，其縮小并不是靠政府，而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所以當前對中國來說，更重要的是給農民工創造越來越好的務工條件，清除勞動力流動中的種種障礙。

目前中國已經迎來劉易斯轉折點，它的具體表現就是“民工荒”。只有到了這一點，才可能給普通勞動者、非熟練工人漲工資，獲益的是中低收入家庭。到了這個階段，隨著用工矛盾緩解，就逆轉了過去的趨勢，收入分配狀況會在初次分配的層面上得到改善。所以，“民工荒”是個正面的現象。

集體談判提高勞動者收入水平

日報：關于大家期待已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最新消息是已經上報國務院。根據這個方案，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領域中的比重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內容。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這一點。有專家表示真正落實可能比較難，你怎么看？

蔡昉：我認為當前是進行收入分配改革的時機，也是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領域比重的最佳時期。

過去我們說提高勞動報酬，但有源源不斷的勞動力供給，怎么提高？現在情況變了，一方面，由于“民工荒”，許多地方政府的態度和角色在改變，過去市長、書記以招商引資為最主要的目的，現在就要考慮用工制度怎樣、能不能吸引農民工。

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央一提出要增加工資性收入，很多人理解為要漲工資了。不是這樣。政府要漲工資，也只能是漲公務員的、漲事業單位的。政府不能給企業規定發多少工資。工資多少還是由市場說了算。現在就是這樣，農民工工資多少，不是由政府說了算，而是農民工自己提出。

政府要做的有兩件事：一個是保護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性，消除對雇用者和勞動者產生歧視的因素；另一個就是要建立勞動部門、工會和企業三方談判機制，通過集體談判提高勞動者收入。

日報：對于相對松散、處于弱勢的勞動者來說，能與資方進行公平的談判還需要克服很多困難。

蔡昉：是的。不過有個一般規律，劉易斯轉折點是一個點，在此之前，工會的作用不容易發揮，談判中往往不會有利于勞動者。因此，工資往往由純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但到了劉易斯轉折點以后，工資是由市場、勞動力市場、制度設計等決定，包括工會的作用、最低工資制約、法律等各種因素綜合產生作用。這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

提高個稅起征點

有利于中間階層成長

日報：關于收入分配，今年“兩會”還有一個熱點，就是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但這也存在爭議。有人擔心由于我國實行的9級超額累進稅率，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之后，富人獲益會比窮人更高，反而會擴大貧富差距。你的觀點是什么？

蔡昉：我贊成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目前我們的個稅納稅者主要是中下收入者。提高起征點對他們有直接好處。

至于富人，我接觸過一些大老板，都是位居富豪榜的，他們明確告訴我，說根本不納稅。為什么？一方面他的員工不納個稅，因為是在香港地區領工資；另一方面，很多老板說，我領什么工資？我所有的開銷都算支出，是經營成本。這種情況很普遍，再加上一些小老板偷稅漏稅，農民工收入現在還不到納稅水平，真正納稅的就是中下收入者。

日報：最富的人反而交很少的稅甚至不交稅，這也是導致收入分配差距的一個原因。如何改變這種現狀？

蔡昉：需要政府下大力氣使得高收入階層的收入透明化。但目前難度比較大。一方面，稅務部門并不很在乎個稅，個稅在總稅務收入中比重較小。如果要監管到位，可能會付出很大的成本，從技術到人力各方面。但他們忽略了一點，即個稅做到公平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很重要。現在中間階層是重要的納稅主體，我們需要這個群體盡快成長起來，這對社會的整體穩定很關鍵。

把灰色收入甄別為

黑色或白色收入

日報：有研究表明中國城鎮居民中灰色收入規模超過四萬億元。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規范灰色收入”后，反而在委員和代表中引起很大爭議。你怎么看這個爭議？

蔡昉：黑色收入是非法收入，白色收入是合法收入。灰色收入之所以叫灰色收入，是因為它處于兩者之間，界定確實比較復雜。比如，我現在來了一個客人，提了一些很貴重的東西。如果他真是我親戚，沒有任何利益訴求，就是來看望我，那這些就是白色收入，是禮品；但如果我是個手握大權的政府官員，他是做企業的，我正好可以幫助他，那這就是灰色收入。

規范不是說把灰的變白了，而是甄別出哪些是黑的，哪些是白的。

總體來說，現在提出“規范灰色收入”，是與正在進行的國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吻合的，同時也是針對中國現在所處的特定發展階段提出的，只是實施過程比較難。我們可以借鑒國外一些比較成熟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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