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重慶的全國政協委員、陶然居老總嚴琦非常有意思，她建議關閉網吧由政府來主辦引發軒然大波，而11日全國政協委員韓方明透露，“10日晚，一眾人馬應邀去嚴琦委員的陶然居晚宴，席間她對關閉網吧的提案頗為沾沾自喜，并稱是今年‘兩會’第一雷人雷語。又稱她的陶然居品牌由此話題增值5個億。”韓方明聞之大不快，遂譏之：“那你豈不是開次‘兩會’賺了5億？”

“兩會”不是免費植入廣告平臺

張海英

要不是飯桌上的話無意中泄了底，公眾或許還不知道某些代表委員表面上是來共商國是，實際上是隱藏著某些利己圖謀來北京開會。利用“兩會”這個契機進行一番策劃，然后名利雙收，嚴委員恐怕是今年“兩會”上收獲最大的人之一，所以才“沾沾自喜”。

每年“兩會”上都有不少雷人提案和雷人語錄，從積極角度看，這是“兩會”言論自由的體現，但換個角度看，就與某些委員的個人素養有關，提不出有價值的提案就提雷人提案。人們慢慢發現，某些代表委員因為雷人提案、議案或雷人語錄而成了被媒體追捧的“兩會”明星，才醒悟過來原來可以利用“兩會”成名啊。

嚴委員不但看到了“兩會”是成名的機會，更進一步看到了“兩會”是賺錢機會，因此才名利雙收。在筆者看來，有關方面要格外警惕某些代表委員利用“兩會”打自己的小算盤，來推銷自己進而達到某種利益企圖，因為“兩會”是共商國是的公共平臺，不是代表委員的免費廣告發布平臺。

或許有人認為嚴委員是無意中名利雙收，但筆者懷疑，這次成功營銷是事先經過周密策劃的，即先是故意向媒體放出風聲要提交關于“關閉所有社會網吧，政府辦公共網吧”的提案，然后展示“正式版提案”來證明自己是為公眾利益說話。由此，筆者還想到，陶然居公司網站被黑，是不是也有導演成分呢？

據《時代周報》12日報道，嚴委員表示：“兩會”是一個大劇場，里面有演員有觀眾，演員在臺上投入地演，觀眾在臺下喊好或發出噓聲，在這種公開互動的環境里，對我們委員來說，參政議政精神、提案水準無疑將得到提升。可見，嚴委員早就把“兩會”當成了舞臺，把自己當成了演員，故意以滑稽的表演來引發社會爭議，在爭議中來實現自己的圖謀。難怪有人說：“嚴委員，您真是一位好演員”。其實，公開互動對某些委員而言，提升的不是議政精神，而是炒作水平。

筆者以為，“兩會”作為重要的議政平臺，需要的是代表委員的真情傾訴，而不是假模假樣的表演，嚴委員把“兩會”比作劇場，把自己當成演員，這已經說明了問題；利用公共平臺制造公共話題，這樣的營銷手段“未免太厚顏”了。可以說，這樣的行為讓“兩會”釋放出異樣的味道。

如果類似這種“開‘兩會’賺5億”現象繼續存在，相信今后還會有不少代表委員來效仿。如此，“兩會”就變成了包裝明星、廣告發布、商業營銷的商業平臺，只滿足了個別人的私欲，而讓社會公眾失望。無疑，有關方面要警惕某些代表委員讓“兩會”變味。

在筆者看來，有關方面需要重新構建每年“兩會”的公共精神，在堅持“兩會”言論自由的基礎上，有必要提升代表委員的政治素養，培養他們的公共意識。允許他們為少數人代言，但并不等于允許他們借助“兩會”為個人謀私利——代表委員為少數人謀利益與為自己謀私利顯然是兩回事。

警惕“開‘兩會’賺5億”這樣的利己圖謀，就是要捍衛“兩會”的公益性，讓“兩會”真正成為為公共利益謀劃的平臺，真正代表民意。這既是政治需要，同時也是民意期待。

這樣的委員是怎么推選出來的

銀玉芝

雖然嚴琦13日否認了韓方明的說法，但是，事件是否屬實，其實并非最重要的，因為即便缺了一個嚴琦，這樣的代表委員也大有人在。利用“兩會”之際，為自己的企業或者某種利益驅動而進行活動、宣傳的代表委員，主要分兩類：一類是為所在地方或者部門要政策、要錢的，或者推銷地方風土人情、特色產品等，這主要集中在官員、學界代表委員之中；另一類就是像嚴琦委員一樣，作為企業界的委員，不忘在“兩會”上為自己的企業品牌增值。前者為公，無可厚非；后者為私，不可為也。

必須明確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最高立法機關。因此，這決定了人大議案應為法律議案，或有關國家重大決策的議案。當然，人大代表為自己選區、選民代言沒有過錯，但是對政府工作的監督、立法上的權力，包括預算編制的審議，是其更重要的職責所在。同樣，政治協商會議，雖然不是立法機關，但也是各界別人士最重要的參政議政平臺。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少委員的提案或者建議，是不符合該標準的。

對于這些雷人代表委員、雷人議案提案，人大和政協應實行更嚴格的審查。把代表委員職權范圍外的議案、提案，不合乎標準的雷人提案、荒唐建議直接剔除。但是這并非治標之策，代表委員良莠不齊，多是帶著各種利益訴求而來，很難杜絕類似提案。我們有必要從源頭上分析，之所以出現一些代表委員的議案、提案有著明顯的利益驅動，關鍵之處即在于代表委員的結構存在不合理，選舉、推選程序存在問題。

目前，人大代表中，官員比例非常高；而在政協委員中，企業老總、文藝界人士占有相當的比重；而占中國人口總量絕大多數的農民、工人，包括農民工等弱勢群體，代表和委員非常少。這部分群體的利益代言人過少，也決定了“兩會”上社會各階層的聲音不平衡。要改變這種現狀，必須改革現有的代表選舉制度和委員推薦制度。在代表選舉方面，《選舉法》的修訂，基本實現了同票同權，但離我們的目標尚有距離；而委員推薦方面，尚未有大的改觀。

切實可行的辦法是，在代表和委員的選舉、推薦過程中，應盡量減少成功人士、官員群體，而增加有意愿有能力參政議政的人。只有這樣，才能逐漸提高議案、提案的質量。當然，現有制度之下，這并不容易，需要極大的魄力和勇氣——關鍵在于要相信公眾是有能力推舉他們認為合適的利益代言人選的，惟此才能減少一些投機和不作為、亂作為的代表委員，讓“兩會”的質量得到質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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