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6月26日 10:49鳳凰網財經【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0條

由上海市政府和中國一行三會共同主辦的2010陸家嘴金融論壇于6月25-26日在上海舉行，本次論壇的主題為“危機之后的經濟結構調整與金融變革”，鳳凰網進行全程直播。6月26日，陸家嘴論壇全體大會一聚焦：“經濟復蘇挑戰和增長方式轉變中的金融發展”，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外管局局長易綱指出，宏觀經濟政策不當以及監管不力是這次金融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隨后主權債務危機延緩了復蘇的進程。以下為易綱演講實錄：

尊敬的俞正聲書記，各位同事，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很高興能夠參加陸家嘴論壇，我講演的題目是“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分析和經驗”。

大家知道這次國際金融危機集中地體現了一個系統性的金融風險，通過迅速地傳導，爆發在金融中心，波及全世界，對全世界的金融體系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并且造成了實體經濟的衰退。它是一次典型的金融危機，從爆發到傳染，然后到危及實體經濟的過程，總結這次金融危機的經驗，可以有以下幾條。

首先，這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是宏觀經濟政策不當。我們知道這次金融危機的一個原因是，在危機以前的次貸造成的房地產泡沫，然后造成了不良資產所引發的。那么，次貸在相當長的過程中，是由于過低的利率持續了過長的時間，對于造成次貸的危機和房地產泡沫，起到了重要的宏觀原因的解釋。從財政政策上看，許多國家包括歐洲國家，長期積累了不少財政的赤字。不管是年度的赤字，和財政余額占GDP的比重，都達到了一個不可持續的水平。所以，我們看整體說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穩健和適度，實際上是維持宏觀經濟運行良好環境的一個重要基礎。如果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失當，那么會對整個經濟的運行環境埋下隱患。

第二個原因是微觀的原因，微觀的原因就是監管不力，無效。那么，發出了這么多的次貸，監管當局長期以來做了什么，對金融機構和投資者做沒做提示。金融機構和投資者過度的相信評級機構，他們以為他們買的東西都是很高等級的，實際上是問題很多的。長期不做監管，使得這種次貸的運行模式能夠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發貸的銀行和金融機構根本不進行認真的貸款審查。因為他們發了貸款以后，能夠很快、很順利的把這個貸款賣出去，他們不對這個貸款承擔責任了。這樣的運行模式持續了很長時間，然后造成了次貸，造成了很多機構手里拿著，他們都不知道的有問題的資產，然后發生恐慌。這是一個系統性的風險。實際上，監管不力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第三個原因是危機發生以后，由于沒有清晰地授權，在救助危機中發生問題。一個比較重要的例子是像雷曼這樣的系統性重要的金融機構，但是由于它沒有存款，大家知道一個機構有了存款的話，監管當局或者最后貸款人對他的救助，是有法可依的。但是，由于他沒有存款，在救助中、決策過程中就產生了一些問題。同樣，還有一個例子，比如說英國的北巖銀行發生了問題，由于監管當局和最后貸款人的信息不對稱，對北巖銀行整個整頓和救助過程、決策的過程也產生了一些問題。

第四個原因是在金融危機以后出現了復蘇，但是很快又出現了主權債務危機。這是因為危機的時候，整個金融市場、金融機構、企業、個人，應當說是過度的杠桿化，有大量的債務，那么，在危機的過程中，實際上是大量的債務從金融市場和私人部門到了政府和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解救危機的過程，實際上是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去杠桿化的過程，也是政府和中央銀行再杠桿化的過程。再杠桿化到了一定的程度，各主要國家都發生了財政赤字大幅度的攀升，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過高。當國債余額占GDP比重過高以后，對有些國家就產生了風險溢價。也就是說，它的國債收益率要上去，國債的價格要下來。因此導致了主權債務危機。

我們知道主權債務危機實際上和金融危機在一定的條件下是可以互相轉化的。也就是說，政府和央行為了救市場去承擔了很大的債務，幫助了市場，度過難關，穩定了市場。但是，大量的債務如果產生了主權債務危機，或者說你的主權債的風險溢價，也就是說你的主權債收益大量提高，主權債價格下降的話，實際上也可能造成金融市場的隱患。為什么呢？大家知道，持有國債最大的機構是銀行，如果銀行持有的大量國債，價格下跌的話，就像剛才劉主席講的，它的資本充足率、它的流動性都會發生問題。

所以，以上四個原因是導致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傳導，并且最終傳到實體經濟，然后救助，在救助中又產生了新的問題，這樣一個過程。我們要認識危機，首先我們要對危機發生的原因有一個比較深刻的認識，然后我們才能夠從中吸取教訓，總結經驗。

我講話的第二部分就是從中吸取什么樣的經驗。針對我上面講的四個原因分析，我們能夠吸取以下經驗。

第一，必須要實行正確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要穩健、可持續。我們的各種政策工具要留有彈性、留有余地，使得在關鍵的時候，政策是有力的。如果政策是有彈性的，是有力的，市場是相信你的，如果你發力的話是可以解決問題的。如果政策工具已經用到沒有余地了，沒有彈性了，當市場發生問題的時候，大家會懷疑你的政策，因為你的政策已經用到頭了。

我給大家舉幾個沒有彈性的政策的例子。第一個例子，假如你的匯率是死盯住一種主要貨幣的話，那么你的匯率政策失去彈性了。第二個例子，假如說你的利率是零利率政策，你的利率政策已經松到頭了，你不可能低于零了。雖然在零利率的貨幣政策下，還可能做一些數量寬松的操作，但是那個操作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貨幣政策到零了，你也用到頭了，沒有彈性了。第三個例子，財政赤字過高，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100%以上，接近200%。那你財政政策也用到頭了。因為你國債再往上走，市場會對你發生懷疑。這些都是我們應該避免的，我們應該保持政策的彈性，保持政策的余地。這樣我們政策的調控是有力的。如果大家看中國的情況，中國國債余額占GDP的比例非常低，只有20%左右。中國的各種貨幣政策，目前都保持著彈性和余地，可以做到松緊有度。

第二，加強金融監管。我們要積極的參與國際金融市場游戲規則的制定，推動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加強金融監管。實際上，這次金融危機和危機以后的救助過程，是人類對我們監管方式和立法過程的一次比較深刻的反思。大家知道，1933年著名的美國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決定進行分業經營。那次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是對1929年大危機、大蕭條金融系統崩潰的一次反思和總結。60多年后，1999年克林頓總統簽署了美國現代金融服務法案。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對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一種否定。不到十年發生了這次次貸危機，現在美國的國會正在討論新的金融改革法案。就在這幾天，就可能有結果。所以，從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到現在的金融法案，到美國馬上要通過的金融法案，實際上是代表著人類對監管體制和立法，和監管模式的一種思考。這種思考在英國，在歐洲，也正在進行著。

大家知道英國新的財政大臣已經公布了英國的監管框架的路線圖。所以，我們中國在這樣的發展階段，要積極參加全球經濟治理平臺游戲規則的制定。那么，在危機中，G20框架和G20下邊的很多機構，比如說金融穩定理事會、巴塞爾監管委員會、國際清算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證監會組織、國際保監會組織、會計準則理事會等等，所有的這些機構都在認真的反思危機的經驗教訓，從而制定了一整套金融監管新的標準，和有效執行的模式。可以說，在這個過程中，有大量的人類的智慧、專家的智慧，花了無窮的時間開國際會議，討論出了這么多的監管標準。

我們說這些監管的標準對中國有著重要的意義。我并不是說這些監管標準百分之百都適合中國，但是這些監管標準的絕大部分，它的原則、它的理念，對我們是有啟示意義的。那么，出來這些標準以后，許多國家對這些標準產生了激烈的爭論。大家知道，銀行、證券、保險實行這些標準都是有政策含義的。最后這些政策含義都會體現在他們的盈利水平上，和他們的競爭力上。所以，代表著巨大的利益，大家爭論得也很激烈。

在我國現在這樣一個發展水平上，我們如果率先實現這些標準和準則和框架的許多重要的條款的話，對我國縮小與國際上的差異，推動我國的金融改革、加強國內的金融安全，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他們在辯論的過程中，他們會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達到共識比較困難。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我們要充分認識，率先實現這些標準和準則，對中國總體而言，有好處。而且G20的框架，各種委員會都鼓勵各國實行這些標準。我覺得這一方面，也是我們的一個機遇。

同時，我們也會推動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大家知道今年4月25號中國在世界銀行的投票權從2.77%提高到4.42%，標志著國際金融機構改革給發展中國家更大的發言權。今年秋天到明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會做同樣的事，把更多的發言權份額轉給被低估的這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這一點，中國也會得到很多的份額，從而提高我們在國際金融機構的發言權。推動金融改革堅定不移，對中國有著長期的重要性。對這一點，雖然需要大量的工作，但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

第三點經驗，我們應當建立應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預警機制和處置機制。我們要做好基礎工作，在統計方面，在預警系統方面，都要加強基礎工作，防患于未然。應對機制有這樣幾個要點：一是要明確責任，發揮好財政和中央銀行的作用。二是要重視存款保險機制的作用。這次金融危機實際上存款保險在各國還是發揮了非常正面的作用。三是要明確損失的承擔者，從而防范道德風險。好人要得好報，壞人要讓他損失。四是要加強國際合作，在金融危機的借助和預警的過程中，由于現在的全球金融市場是高度一體化的，這種傳染跨境也是非常快的。所以，要加強國際合作。

第四點經驗，也是我講話的結論，我重點講一下在當前的國際經濟、金融的背景下，如何維護中國的戰略利益，從而為我們創造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我認為，在當前，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全球化、貿易自由化是最有利于我們的一種安排，中國是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受益國之一。當前的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我們應當關注，我們應當盡我們所能，維持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這樣一個大環境。

在這個過程中，有不同的看法，怎么樣看待全球化，怎么樣看待WTO，怎么樣看待國際游戲規則，實際上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看法。一種思維方式是陰謀論的看法，另外一種思維方式是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看法。應該說，陰謀論的看法是一個很有市場的看法，如果你要寫一本陰謀論的書，那么它的銷量會很大，你要寫一本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書可能會賣不出去，但這確實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

我們知道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在國內工作中放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維方式，開始了改革開放。我們不但沒有垮，中國在30年改革開放中，越來越強大，老百姓、人民得到了實惠。所以，我們要充分地認識到，全球經濟一體化和貿易自由對中國是有好處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改革開放對中國有利。我們要繼續改革開放，我們要繼續引進外國的先進理念、制度和方法。在這一點上，雖然從原則上說，沒有什么爭論，但是一到實際問題，爭論還是很大的。我們改革開放走過來的30年，每個重大的改革開放都會有激烈的辯論，這是很正常的。我們在加入WTO的時候，也有很多的朋友認為加入WTO以后，我們在很多的行業上、產業上，可能全軍覆沒。但事實證明，中國加入了WTO以后，這些年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好的時期。我們的貿易增長，中國的競爭力都大幅提高，并沒有像預測的那樣會全軍覆沒。

第三點，堅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中國有利。中國人最適合市場經濟，因為中國人勤勞。中國儲蓄率高，聰明，可以不休假，吃苦耐勞。這種品格的群體，它最適合市場經濟，因為它最有競爭力。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市場經濟對中國有利。

第四點，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對中國有利。大家知道，無論是G20框架也好，國際的各種委員會也好，在過去的幾年中國的地位大幅度的提高，發言權大幅度提高。這對我們是一件好事。但我也要提醒一句，我們需要大量的人才來應對這個局面。現在我們的問題是，很多國際組織它下面的專門小組，都在希望中國人能做這些專門小組、技術小組、提出方案小組的牽頭人。中國人如果做牽頭人的話，我們可以協調各國的意見，然后拿出方案。現在問題是，我們有多少的人才，能夠在國際游戲規則的制定中，能夠平等的討論，拿出自己的見解。這方面的人才是匱乏的。所以，不拘一格降人才是我們可以應對目前的挑戰的方法。

第五點，應對、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需要有一個維護和平的國際發展環境。用我們熟悉的話來說，就是維護我們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我們致力于國際合作，要維護良好的國際環境。只要是有這樣的良好的國際環境，和平發展，實際上這是對中國最有利的一個格局。我們不希望打貿易戰，我們希望通過談判來解決很多意見不一致的地方。這要求我們在很多比較敏感的問題上，要處理好。比如說，人民幣匯率、氣侯變化、多哈回合談判，我們要把這些問題處理好，就可以盡量的維護好這個戰略機遇期，在互利共贏、和平發展的大環境下，持續平穩較快發展。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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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陸家嘴金融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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