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制品等食品安全多頭監管凸顯盲區

2010年08月21日 15:45中國經營網【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民以食為天。但現在，這片天似乎陰天多，晴天少。

奶粉又一次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但這一次聚焦的主角不是三聚氰胺，換成了激素。盡管衛生部已經證實圣元奶粉中激素含量并未超標，與女嬰“性早熟”癥狀并無直接聯系。但權威部門的證實并不能驅散消費者心中的那片陰云。“我現在都不知道該給孩子吃什么。”在北京兒童醫院門口，排隊掛號的家長們聊起這件事，神色憂慮。

從最早的山西假酒案，到近年來，知名快餐連鎖店爆出“蘇丹紅”事件，三聚氰胺奶粉事件，食品安全問題已經逼近每一個人的生活空間。老百姓對于食品安全加強監管的呼聲越來越高。

2009年6月1日，《食品安全法》正式實施，被視做食品安全監管有法可依時代的開始，但實施一年后，突發的食品安全事件仍讓企業、監管部門進退失據，應對無措。也許，食品安全監管不是僅靠法律就能解決的問題。

監管盲點

在取證圣元奶粉是否直接導致了嬰兒性發育提前，一個重要的取證來自于對奶粉中雌激素含量是否超標進行檢測。而讓監管部門尷尬的恰恰是，在已制定的奶制品檢驗標準中，并沒有這一項。

據了解，最終的解決方案，是由農業部緊急組織研究制定了食品安全的國家標準——奶及奶制品中三種雌激素檢測方法，并提交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審評委員會審查通過。

“在現行的檢驗項目中，只有比如黃體酮激素項目能做檢測，更多的激素項目在理論上是能夠檢測的，但至于是達到某個標準才是安全的，實際上的標準很難確定。以奶粉雌激素檢測為例，現在的標準是臨時制定的，這個檢測項目在國內沒有先例。國內至今尚無獲得相關資質的檢測機構。”中部省份一質檢部門負責人表示。

無法確定的檢測項目和檢測標準，成了食品安全監管中的一個盲點。以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為例，通過調查，大量問題奶粉長期流通，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國家嬰幼兒奶粉標準中沒有對三聚氰胺的檢測項目。

一個檢驗項目如何形成以及確立標準?根據《食品安全法》的相關條例，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負責食品安全風險評估、食品安全標準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公布、食品檢驗機構的資質認定條件和檢驗規范的制定。而國務院質量監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以及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要是承擔對于食品安全的監管執行。

“這形成了一個單向的信息流動，如果衛生部門沒有制定相關的檢驗項目和標準，下一級監管部門的執行就沒有依據。另一方面，衛生部門現階段對于食品安全標準的制定，主要是針對于成品，對于食品原料、加工、以及流通環節的相關標準的制定和監管，則主要是分流到了與之相關的其他部門，這種多頭監管體制使得監管中出現交叉和盲區并存。無法提早預警食品安全風險。而在國外，很多國家對于食品安全監管實施‘從農田到餐桌’的監管模式值得我們借鑒。”上述質檢負責人表示。

監管上的盲區，不僅給消費者帶來了食用安全上的隱患，對于企業而言，同樣孕育著經營風險。

盡管衛生部目前已經證實圣元奶粉中雌激素含量并未超標，但這次事件對于在中國嬰幼兒奶粉市場份額達到10.66% 的圣元而言無疑是一次巨大的打擊。

“食品屬于信用品，消費者只有食用之后，感覺不舒服，食品安全問題才暴露出來。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消費者和食品之間是信息不對稱。而一旦企業無法在食品安全事件發生之后迅速找到其中關鍵環節，向公眾解釋清楚緣由或澄清責任，將失去其挽救品牌影響力的最佳時機。”營銷專家王逸凡表示。

據知情人士表示，盡管在衛生部發表檢驗結果聲明之后，圣元股價大漲，但公司內部估計，因本次事件而造成的直接損失預計不菲，而品牌價值損失還無法估計。

企業自我救贖

8月12日，在2010年中國重慶國際安全食品博覽會舉辦的發布會上，有關食品安全的問題成為焦點。重慶市副市長周慕冰表示，將在10月26日開幕的博覽會上，所有的參展商都必須經由衛生部門以及主辦方指定的第三方檢測機構出具安全檢疫證明。這樣的準入規定，在國內的同類展會中并不常見。

“食品安全僅靠政府那是不夠的，企業始終是市場的主體，控制食品安全的風險，更關鍵的是企業要有一套自己的監察機制，以便及時應對突發狀況。”參展商之一，來自山西汾酒集團的負責人闞秉華說。

作為曾經經歷過“假酒案”的當事人，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委副書記闞秉華對于汾酒“被假冒”，一直耗費多年才恢復聲譽的歷程歷歷在目。“當時其實是當地的小型酒業加工作坊盜用汾酒商標。汾酒集團也被有關部門證明與此無關，但隨之而來的市場質疑還是導致了汾酒一長段時間的銷售低迷，甚至更影響到了清香型白酒的市場占有份額。”他說，“當時我們很委屈，但是除了檢驗機構的證明，我們自己并沒有更有效的信息披露機制。”

另一位白酒企業經營負責人表示，有時候市場的不實信息，甚至會被競爭對手作為攻擊對方的工具。

如果企業能夠實現這些信息與消費者對接，使其從采購之時起，就明白自己即將購買的產品來源、經過哪些生產環節、供貨者分別是誰。對企業而言，一旦出現食品安全隱患，也能從鏈條上很快找到責任環節，并且實施召回，減少后續危害。對于監管部門而言，有針對性地進行責任排查和確認也有了信息依據。

“從信息化的角度，這是打破了固有的食品安全信息不對稱，對于監管部門而言，這種鏈條化食品安全追溯系統如果建立，能夠幫助其更好地完善監管職責。”上述質檢負責人表示。

在酒行業中，采用這種方式的已經有不少。一個電子標簽(RFID產品追溯系統)已經被應用在張裕愛斐堡、張裕卡斯特酒莊酒產品等集團高端產品線上，消費者肉眼即可辨別標簽上的激光碼，以輸入手機短信的方式查詢產品的真偽。

“現階段，信息化監管的成本較高以及食品企業普遍信息程度較低是制約信息追溯管理的重要原因。”國家電子標簽產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羅主任說。

據記者了解，深圳一家電子標簽生產企業提供的價格，包含最基本信息功能的電子標簽最少在8元人民幣一枚。類似沃爾瑪這樣的大型零售企業目前也更多采用整批貨物標注。單件產品標注的成本更高。這意味著目前在最易出現食品安全問題的企業群體中，實現信息追溯的可能性卻更小。

這樣，國家和行業領先企業的作用顯得猶為關鍵。相關監管部門承擔更多安全預警的責任，推動供應鏈上游的信息管理，或許是提高食品安全監管效率的一種選擇。

7月21日，《食品安全法》頒布以來，衛生部發布第一個食品安全預警，這或許就是一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