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揚：優化投資結構 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后危機時代”的“舊患新憂”

“后危機”的主詞仍是危機，即當前仍處于危機過程之中，止跌回穩僅僅意味著階段性調整，經濟復蘇的道路仍然漫長。“后危機”時代，一方面，造成此次百年不遇全球金融危機的主要因素基本上沒有被根除，可謂“舊患未除”；另一方面，危機中各國所采取的大量非常規的救助措施，其負作用正漸次顯現，可謂“新憂又至”。

“后危機時代”的“舊患”　“后危機時代”的“舊患”分別表現在實體經濟和金融領域兩個方面。實體經濟領域中的問題并未得解決：一是全球經濟失衡以及與之互為表里的各國經濟失衡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有惡化之勢；二是南北發展不平衡問題進一步惡化，這體現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占有資源、擁有信息和處理國際事務上的不平衡。

在這次危機中，金融領域中的問題依然故我：一是金融發展對實體經濟的“疏遠化”，一方面使得金融發展不能有效地服務于實體經濟，另一方面也可能會帶來一些副作用；二是貨幣政策效力遞減；三是金融監管嚴重滯后，場外、表外業務的放大進一步增添了監管難度；四是金融業治理機制發生扭曲；五是國際貨幣體系仍不合理。

“后危機時代”的“新憂”　為了救助危機，各國政府近兩年均以強力推出了大量非常規措施。這些措施的積極作用，有助于迅速止住經濟下滑趨勢，但同時亦添“新憂”：一是經濟結構進一步扭曲，全球范圍的生產國、消費國和資源供應國的矛盾進一步凸顯，全球化遇到貿易保護主義的干擾；二是天文數字的貨幣信貸投放，可能引發通貨膨脹，特別是迄今尚無有效解決辦法的資產價格膨脹；三是財政赤字嚴重惡化，增加了經濟調控的難度，延長了經濟調整的時間；四是經濟運行秩序全面崩壞，令經濟難以正常運行。

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與“中國謎團”

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長期以來，中國的消費占GDP比重下降、投資占比平穩、出口占比上升。受國際金融危機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影響，中國出口擴張已遇障礙，2009年形勢急轉直下，2010年我國出口將繼續恢復，預計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轉變為正，但出口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已難恢復到過去的水平，中國確實到了應當調整過度依賴外需來拉動經濟的增長的模式的時候。

至于消費，短期很難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消費增長受制于國民收入增長及國民收入的分配，特別是初次分配。要想啟動國內消費，必須首先調整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這要求提高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相應地，則要降低企業和政府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這并不容易做到。

高儲蓄高投資的“中國謎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儲蓄率一直高懸，且仍有上升之勢。高儲蓄和低消費是同一塊硬幣的兩面。當儲蓄產生之后，要使經濟正常運轉，就必須把儲蓄“吸收”掉。吸收儲蓄的路徑，不是投資，就是出口。這樣看，在高儲蓄率條件下，不僅經濟運行必須依賴高投資，而且還須依賴高出口，由此形成了以高儲蓄、高投資、高出口、高外匯儲備、高經濟增長率為基本特征的“中國謎團”。

高投資或反映尚不了解的潛在因素　長期持續的高投資，不因持續的理論抨擊和政策抑制而發生變化。這種現象值得我們深思。它反映了，中國經濟運行中有我們尚不了解的潛在因素，需要認真分析；進一步，它可能意味著，我們批評高投資所依憑的經濟理論的正確性和適用性值得討論。探討中國之謎，須從中國的現階段經濟發展特征入手。一旦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基本完成，一旦中國的人口紅利趨于消失，中國經濟便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那時，中國的儲蓄率將趨于下降，經濟增長的動力轉到國內消費為主將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水到渠成的過程。到那時，我們將面對新的局面，其復雜程度不會亞于如今。

尋找經濟轉型的入手處鑒于高儲蓄、高投資、高出口、低消費、高增長的發展模式在我國已經持續達近二十年，鑒于形成這種發展模式的主要因素依然沒有變化，即便向國內消費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轉變是一個合理目標，我們也很難指望在短時期中實現這一轉變。我們更應當關注“如何”實現轉變的問題。簡單地壓縮投資不僅不能奏效，而且會危及經濟增長。

優化投資結構，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應當提出如下問題：如何通過優化投資結構來引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換，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從而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具體措施包括：(1)投資應以樹立就業優先目標。不同的投資領域、不同的投資項目會有不同的就業效果。通過增加投資來啟動經濟增長，必須將促進就業放在優先的位置上。在這個意義上，促進小企業發展，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具有極為重大的戰略意義。金融領域必須適應并促進這一轉變。(2)調整投資的區域結構。(3)優化投資的行業結構。

(4)完善投資資金的股權/債務結構。中國長期保持間接融資為主的格局，股權類資金供應嚴重不足。如果說在金融危機中“現金為王”，在中國今后的相當長時期中，則是“股權投資為王”。發展直接融資的根本解決辦法是大力發展資本市場，著眼于創造有利于股權資本形成的機制。(5)改變投資的主體結構。與國有投資快速增長相比，當前我國民間投資尚未有效激活，應進一步打破壟斷，推行投資的自由化，特別是，對國內私人資本和外資放松各類準入管制，借以吸引私人資本和外資進入。

(6)提高投資項目的商業可持續性，改革民生和社會基礎設施領域的價格、收費水平及定價機制，推動下一輪投資驅動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7)投資應逐步轉向“城市化導向”。總體而言，中國的工業化已經進入中后期。因此，工業化和城市化并舉，并逐步向城市化為主導轉移，是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城市化的投資重點應當從重在經濟類基礎設施轉向經濟類和社會類基礎設施并重，并最終要轉向以社會類基礎設施為主的路徑上。(8)高新科技產業化是關鍵。建設創新型國家，使科技發展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有力支撐，是中國面向未來的國家戰略。在高新科技產業化過程中，金融體系的支持，特別是資本市場的發展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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