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過剩中的收入分配問題

一方面是錢多到讓央行要回籠貨幣，一方面是錢少到各地兩會討論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兩個看似無關卻極度矛盾的問題，在2010年伊始就同時出現。

錢多，是指社會整體存在的貨幣規模，已經超出經濟規模的需要，如果不采取緊縮政策，貨幣早晚會與商品價格找平衡，最終帶來資產泡沫和嚴重通貨膨脹。

錢少，是指對于大多數老百姓而言，收入水平并不樂觀，口袋干癟，無力消費。這么多錢在社會中存在，卻不見老百姓的錢包鼓起來，那么，這些錢到哪里去了？無非三個去處，要么是攥在政府手中，或是留在企業賬上，還有就是揣到少數富人兜里了。

有學者對宏觀經濟數據進行分析認為，政府財政大約拿走了國民生產總值的35%，企業資本拿走了大約45%，農民和城鎮勞動者拿走了剩下的大約20%。

這個推斷也許存在爭議，但過去若干年中，政府財政收入增幅遠高于居民收入增幅確是不爭的事實。據統計，從1995 年稅收政策改變到2007年的12年間，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5.7倍之多。而同時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農民的人均收入只長了 1.2倍。在經濟最困難的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預計達到68477億元，增長11.7 %，還沒計算政府部門土地出讓、沒收罰款等非財政收入，這又一次與8.5%的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增幅拉開差距。

在國民經濟收入分配中普通勞動者占的比重，一直存在爭議。國家統計局的公告數據顯示，我國2007年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勞動報酬總額為2.95萬億，當年GDP為25萬億，勞動報酬總額占GDP的比重為11.8%，該比重1995年為14.25%。最近，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某專家對該比重進行了修正，增加了無法進入統計口徑的“就業人口”的收入及相應保險福利費，計算結果是我國城鄉勞動者收入占GDP比重約35%。

即使上述比重屬實，與發達國家相比，依然有很大差距。據統計，2003年主要西方國家雇用者的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分別是：美國57.5%，英國55.9%，法國52.7%，加拿大51.1%，澳大利亞46.7%，日本53.3%，巴西和韓國也都超過了40%。

不幸的是，在“勞動人口”中還存在巨大的貧富懸殊問題。在國有部門、壟斷企業的“勞動者”，與“無法進入統計口徑”的“勞動者”之間，還要對那35%的收入進行“內部”分配，于是就出現了年薪10萬元的抄表工，也出現了“要被保護”的每月500元最低工資標準。

中國經濟結構一直存在的問題，無疑是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富人們基本完成了消費升級，其超額收入對消費拉動的邊際效益呈遞減狀態。低收入人群改善生活的愿望非常強烈，他們的收入增量中直接用于消費的比例較高，而且這一群體數量龐大，所以要拉動內需、啟動消費的關鍵，還在于增加窮人的收入。

“調結構、重民生”是中央政府提出的經濟工作方向，因此我們看到，近期召開的各級地方兩會上，“調整一次分配機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成了流行的議題。但需要提醒的是，請千萬不要有病亂投醫，簡單地把“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等同于“調整一次分配機制”。

需要理性地認識到，“工資”是一項市場要素，它的變化受到供求關系的影響，要想提高社會工資水平，首先要創造充分的就業機會，改變雇主和雇員的供求關系，讓工作找人而不是人找工作。其次需要提高單個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只有創造更多利潤才能獲得更多收入。

換句話說，提高勞動者收入必須做好兩件事，第一是營造好的創業和企業發展的環境，增加就業機會；第二是在教育上真花本錢，改善國民素質提高個體勞動技能。

如果只在“最低工資標準”上做文章，提高收入的成本完全由雇主承擔，勞動者收入與企業利潤之間就會此消彼長，形成對立和矛盾。所以，應當更多使用“二次分配”的工具，政府在參與社會分配的活動中，應多退少進、勇于讓利，騰出財富空間，讓勞動者和雇主去重新分配。比如，政府可考慮在財稅政策上做出調整，對雇用更多員工、或達到一定薪酬水平的企業，予以稅收減免，鼓勵企業創造就業機會、提高員工工資；或者對企業的員工培訓進行財政補貼，幫助企業提高勞動力價值。當然，對于能給抄表工開出10萬高薪的企業，類似的政策就免了吧。

在政府和百姓之間、央企和民企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財富一次次地被分配，每次看上去也都合法合理、天經地義。但為什么結果卻是城鄉差距不斷加大、基尼系數不斷增大、國富民窮的現象不斷凸顯？我們不禁要問，產生這種局面的機制何在、根源何在？更讓我們感到疑惑的是，這樣一些關系多數人利益，甚至關系國家命運的大問題，為什么沒有在社會中被熱烈、公開、坦蕩地進行討論？究竟誰在關心它、誰又能來解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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