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宗慶后：社會需要善于創造財富的精英

陽光財富觀

現代社會之福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這樣的財富觀，很古老，很樸素，很有哲理。

這兩年，筆者對這樣的財富觀心有戚戚：“富翁應該是一群自愿為社會驅使的驢子。而且你拉磨掙的錢越多，跟自己的財富關系越少。百萬富翁的財富屬于自己，億萬富翁的財富屬于社會。”

說白了，一個人擁有的財富越多，他對社會的責任就越大。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社會的財富呈幾何級的爆炸式增長，但與此同時，社會的財富觀足夠健康足夠陽光嗎？答案是未必。

“共產黨國家有了資本家”——這是十年前，英國小伙子胡潤制作的第一份榜單“1999中國富豪50榜”(英文版)發布后，英國《金融時報》的話，《華爾街日報》的評論則是“中國人終于找到了致富光榮的感覺”。排在這一年富豪榜前五位的分別是榮毅仁家族、劉永好家族、李曉華、吳炳新和黃宏生。盡管彼時胡潤并沒有清晰的章法，但榜單的符號意義遠勝過內容本身，中國商人們開始打破禁忌，以富為榮并且有了主動“站出來”的沖動。不久后，中國內地的媒體也紛紛加入了關注富豪群體的陣營。

200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八十周年大會上，民企被定位“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這是執政黨第一次承認民企的政治地位。此后不久，全國有近600位個體經營者和民營企業家相繼當上了“勞模”。這種歸屬感和興奮勁沒有持續多久，就被2002年的一份關于中國富豪的納稅報告澆滅。

報告里面說，中國當時每年流失的稅收有1000億元左右，“其中大部分被一些富豪們收入私囊”。中國企業界一時噤若寒蟬，這一年，胡潤的榜單遇到了極大的壓力，有人上門恐嚇，有人勸他暫停。中國富人們意識到了“槍打出頭鳥”思維之根深蒂固，于是重新回歸“潛伏”狀態。

此后，2003年山西富豪李海倉被殺、河南富豪喬金嶺自殺，2004年資本梟雄唐萬新倒掉，直至2008年黃光裕被拘等事件，讓中國人在一種疑惑、躁動和糾結的情緒中，實踐和調整著自己的財富觀。人們逐漸習慣了富豪榜里跑出超級黑馬，習慣了股市批量制造億萬富翁，習慣了首富的落馬，甚至習慣了“仇富”。

有評論說，仇富并不是一個階層對另一個階層的嫉妒、懷疑和怨恨那么簡單，而是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缺乏交集。富豪們會強調不同形式的“苦衷”，普羅大眾則會掰著手指頭數，今天是誰誰誰被曝光，明天又是誰誰誰有問題。長此以往，就是“雞同鴨講”的現實。關鍵是，當有富豪落馬時，富豪、政府部門和民眾等各利益群體鮮有碰撞和產生交集的機會。

仇富的產生，根源還在社會財富分配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尚未找到平衡點，導致貧富兩極分化。根據聯合國統計，中國2007年的基尼系數為0.47，已超過警戒線(基尼系數在0.3以下是最佳平衡狀態，0.4為警戒線)。殊不知，仇富是社會價值觀的“癌癥”，它會消磨有志者的創業動力，會壓制多元價值觀的健康走向，會吞噬經濟機體的活力細胞。

筆者認為，拋卻仇富心態，擁有陽光的財富觀是社會之福。當務之急，是建立一種能得到民眾認同，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財富理念。這種財富觀，能激發民眾釋放自身的創富激情，能讓富豪自覺地將個人財富用以反哺社會，讓他們致富思源，富而思進，推動社會文明的進步。

路漫漫其修遠兮，但值得“上下求索”。今天，我們如何看待財富，明天，我們又該樹立怎樣的財富人生觀？近日，本報專訪了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宗總在新出爐的福布斯富豪榜上排名三甲，他欣然回答了記者的四問，暢談了他的財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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