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和專識博弈：復旦大學探索通識教育重建之路

2010年11月15日 04:36第一財經日報【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在素質教育、人文教育后的新一輪高等教育改革中，中國的“通識教育”之路也開始重建。通識教育不僅要關注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傳授共同的價值觀，將學生培養成民主社會中的責任者和公民

作者：徐佳伊永卉

“卓越但沒有靈魂”，是哈佛學院前院長哈瑞·劉易斯為功利主義氛圍中的哈佛大學敲響的警鐘。這當然也可以看做對當下中國大學的警示。

中國的大學教育出了問題，是教育界20年來的共識。“大學應該回歸育人的主旨。”復旦大學副校長蔡達峰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說。但怎么回歸，大家都在摸石頭過河。

“通識為本，專識為末”——早在1941年，清華大學原校長梅貽琦就為實用主義風潮中的中國高等教育開出了藥方。事實上，每當美國高等教育出現危機，通識教育總被看做應付這些挑戰并進行革新的催化劑。

如今，“通識”這個詞正在被國內高校重拾。在“素質教育”、“人文教育”后的新一輪高等教育改革中，中國的“通識教育”之路也開始重建。第一個大口吃螃蟹的是百年學府復旦大學。5年前，剛剛迎來百周年校慶的復旦大學抱出了尚在襁褓中的新生兒——復旦學院。書院制、核心課程設置，都是探索通識教育改革的嘗試。“通識”漸漸被具象化，一種制度化的模式正在成型。

5年來，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南京大學匡亞明學院、中山大學博雅學院、西南財經大學通識教育學院等先后設立。“通識”之風，吹拂校園。盡管做法、條件和資源差異頗大，但中國的高等教育，至少達成改革方向上的默契。

本末之爭

翻開復旦大一新生的選課表：《論語》導讀、《荷馬史詩》導讀、《維摩經》導讀、《文藝復興史》、《中西交流史》、《航空與航天》、《微電子技術》、《人類醫學遺傳學》、《京劇表演藝術》……這些橫跨文理數個專業，分為“文史經典與文化傳承”、“哲學智慧與批判性思維”、“文明對話與世界視野”、“科技進步與科學精神”、“生態環境與生命關懷”、“藝術創作與審美體驗”六大模塊的通識課程，在開課系一覽中，統一寫著四個大字——“復旦學院”。

2005年開始，新入學的復旦本科生不分專業、不分學科，由新成立的復旦學院全數接管，混合重組到志德、騰飛、克卿和任重四大書院中。書院又設立10或11個大班級，每班90余人，涵蓋全校73個專業。每一間宿舍的4~6人分別來自不同院系。大學第一年，他們須修讀12個學分6門通識課。不管從閱讀量還是小班討論的次數來看，通識課對學生的要求都要比跨系公選課高很多。

“一個學生在四年中總是接觸本專業的教師和同學，接觸面太過狹隘。”蔡達峰回憶復旦大學率先啟動改革的初衷，“人的培養，除了到大學來學專業知識，還要完成人格塑造的過程。這包括心理健全、道德修養、體格健壯和個人生活經驗的積累。當我們把學生當做一個完整的人來培養的時候，僅僅給他專業知識實在太狹隘了。”

通識和專識之爭，一直是現代大學教育的普遍聚焦所在。通識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它以培養心靈為目標，而不是專為有用而進行的訓練。中世紀的大學繼承了這種人文主義的教育傳統，以“七藝”為課程，培養“全能的人”。

隨著知識大爆炸和社會分工的加快，近代大學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學科劃分得更細、專業性更強了。1909年，哈佛校長洛厄爾提出“通識教育的最佳方式就是培養學生廣泛狩獵、學有專攻的知識結構”。1910年，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開設了通識課程，學院設立了語言文學藝術、自然科學、歷史政治和社會科學、哲學和數學四大類，要求學生在每個領域中選修課程。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名校也不約而同地采取類似的課程改革，標志著現代通識教育的開端。1945年，哈佛大學出版的《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紅皮書，明確了通識教育不僅要關注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傳授共同的價值觀，將學生培養成民主社會中責任者和公民的教育。

20世紀初中國創立的大學，移植的是近代歐美大學的范式。知識的專門化和分科的專業化正好契合了國人“經世致用”的求學理念。民國時代的教育家們已經注意到這種功利主義教育的危險性。早在1912年，蔡元培頒布《大學令》，規定大學要以培養“碩學宏材”為宗旨。此后，梅貽琦、羅家倫、潘光旦等人也將“通識教育”引入高校改革的實踐中，對抗專業教育中的功利性和實用主義傾向。

“依賴專業教育怎么達到全面素質教育，這是中國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一個邏輯問題。人格培養，從來不是專業教育的任務。我們不否定專業教育的作用，但如果在健全人格上沒有認識，專業教育的意義就不大了。”蔡達峰如是說。

先通后專、以通為本；“本科教育不應提供職業培訓和特定領域深入的專業教育而是一種全人教育”——這是近年來中國一流學府對大學之道的反思。2001年，北京大學設立了“元培計劃實驗班”。班里的學生入學不分專業，低年級學生重點學習通識課程，學生對北大的學科狀況、專業設置、培養目標有一定了解后，再根據能力和興趣選擇專業。此前一年，浙江大學竺可楨學院揭牌。這個由數百名優秀新生組建的“榮譽學院”采用“混合班模式”。學生們不分專業，按文理工三大類進行前期培養，在一年半到兩年之后，由學生在大類內自主選擇專業，然后進入專業培養。而且這批學生一直混合在一起住宿、生活，一直到四年大學畢業。

復旦學院起航的意義在于，它并非小班制的精英教育試點，而是針對全校本科生的體制改革，為國內高校的通識革新提供了有效的范本。自此之后，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南京大學匡亞明學院、中山大學博雅學院、西南財經大學通識教育學院等先后設立，形成一股通識教育的改革之風。

利益角力

淡化專業色彩，是復旦學院在行政上獨立于院系的一大企圖。但院系的態度自有一番耐人尋味處。“在新生院系見面會上，所有院系的系主任都來了。這樣的情形很少見，跟招生時的盛況有點相似。”不言而喻，改革讓院系感到了一定的壓力。

院系見面會是復旦學院“院系學科學術文化周”的一個活動板塊，通常在新生入學后的第二個月舉辦，是院系宣揚專業教育精神的重要場合。“成立復旦學院后，老師發現學生的院系歸屬感不強。院系必須利用見面會，向他們展示院系風采，特別是本專業的優勢。”一位歷史系老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對于冷門專業，這更像一次生源大戰。“學生們對自己的專業不夠了解，對院系沒有情感，很有可能就換專業了。院系必須一開始就表達出不希望學生換專業的意愿。”

通識教育中自由選課的理念也受到來自院系的挑戰。在各個院系的“選課指導會”上，“專業”傾向仍然占上風。“不學高數，到了二年級跟得上專業課嗎？不學通史，專門史訓練如何深入？特別是一些理科院系，它感覺理科生被文科生的散漫帶壞了，整個理科學科的培養節奏在通識中被打亂了。”在院系的指導下，學生們又選回了專業課。

類似的情況出現在2002年。那時，復旦大學開展了文理教育大討論和課程設置調整，將全校的課程分成綜合教育、文理基礎教育和專業教育三大板塊，意圖在于打通文理和專業的界限。“他們舍不得把學分讓出來給非專業課程。比如說，文史哲的基礎課程由哲學系、歷史系、中文系共同開設。一指導，院系又叫學生把自己的課選回去了，這個是利益模式和教學之間的較量。”

與院系的角力中，復旦學院遭遇了身份不明的尷尬。既不是行政機關，又不是學術單位。“它只是一個組織者，請全校各有關教師一起來參與、決定課程的標準、內容、形式等等”，不掌握考評教師、資源分配的權力。對于院系，這就像把孩子暫時寄養在別人家，等孩子回來了，教養還得由自己說了算。

一年通識，三年專業。如果不厘清復旦學院的機構屬性以及與院系的關系，1+3模式的通識教育就可能流于形式。這也是通識教育改革在全國遭遇的共同難題。體制改革不容回避。“有沒有可能四年都在復旦學院呢？”在2007年騰飛書院舉行的一次通識教育大討論上，一名學生提出了疑問。

目前，設立類似全校性的通識教育統合機構已被復旦大學提上日程。“我們打算賦予復旦學院更多的職能，讓學校所有本科生的教學管理、學生工作、招生，還有書院形成一個管理單位，也就是大部。”按照設想，新的復旦學院將由專家委員會、核心課程委員會、招生委員會、學籍管理委員會、獎學金委員會等十幾個委員會組成。大概有150個專家將分別進入委員會中。比如，專家委員會負責處理本科生的培養工作，成員則由各個院系的教師組成。

“這是一種轉移。體制上看，好像把原來的學生管理職能移出來，其實是要把更多的教師組織進去。”蔡達峰表示。按照設想，這個全校性的機構不僅能夠深入整合資源，還可以協調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之間的矛盾。但徹底改革的條件并不成熟，有觀念的差異，也有師資和經濟能力的限制。“邊推邊改革吧。但必須得推，這源于大學對教育本質的基本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