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杉
劉杉,經濟學博士,中華工商時報副總編輯,兼任南開大學國經所教授,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信托與基金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管理學院MBA導師,曾供職于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分行,著有《中國再平衡》,《聚焦生活中的經濟學》。
中國人喜歡首長工程,因而坊間把京津冀一體化的區域規劃稱為“一號工程”。
“一號工程”之所以能夠為坊間熱議,不僅是因為 “一號首長”親自出面協調三地,也不僅規劃是本屆政府標志性發展戰略,更重要的是,規劃表達了強烈的政治意愿。
全國人大日前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已經將京津冀一體化放到了重要位置。報告在談及區域經濟發展時這樣寫道,“推進長三角地區經濟一體化,深化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加強環渤海及京津冀地區經濟協作。實施差別化經濟政策,推動產業轉移,發展跨區域大交通大流通,形成新的區域經濟增長極。”
這樣的表述預示著,京津冀一體化,將成為繼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后的第四個區域戰略規劃。
如果說每一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都有一個區域經濟戰略,那么習李也不例外,選擇京津冀,既有客觀上的發展需要,也有主觀上的親近感,更有現實中的無奈。
經濟意義無需贅言,政治意義則是非同小可。
首先,確保北京安全是京津冀一體化的核心。
北京作為首都,城市能否正常運行不僅關系當地人利益,更涉及國家行政效率及政治影響力。環境安全、功能安全和治安安全等多方面安全因素,對北京首都地位提出了挑戰。
北京霧霾日益嚴重,惡劣空氣不僅嚴重傷害北京人民身心健康,也影響到中央機關的正常運行。文化、體育和經濟活動受到限制,國際交流受到影響,國際形象由此大打折扣,建設世界城市的計劃恐怕也要化為泡影。確保環境安全,成為維護首都地位的關鍵。
不顧一切拼增長,城市不斷攤大餅,由此導致北京“大城市病”嚴重,其中最要命的是交通擁堵,開車時常沒有走路快,天天如同跑到六環外。交通擁堵不僅降低了經濟效率,更使得城市安全功能降低,救護車幾乎無路可走,救火車可以一路看景,城市救援問題日益突出,城市安全防護體系遭到破壞。因此,確保城市功能完善,是建立安全北京的基石。
如同其他大城市一樣,北京社會治安也出現惡化,而這一切都源于流動人口的快速增長。若要減少北京人口,就要統籌經濟資源,而充分尊重河北的經濟發展意愿,以產業配置引導人口分流,也是北京考慮安全問題的重要出發點。
“一號工程”的重要性就在于,通過區域規劃,確保北京安全,確保首都正常運轉。
其次,接續環渤海戰略,避免區域規劃失敗。
長三角、珠三角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兩個重要增長極,遺憾的是,本來意在打造第三增長極的環渤海戰略并未取得明顯成效。上屆政府確定了環渤海發展戰略,天津被設計為環渤海龍頭,但因天津經濟體量有限,創新能力不足,以及無力面對北京強大的“洼地效應”,在區域戰略實踐中最終無法確立龍頭地位,使得環渤海戰略難以有效執行下去。
發展京津冀一體化,實際讓北京和天津雙城聯動,共同成為區域龍頭。這樣,環渤海戰略實際讓位于京津冀戰略,換句話說,環渤海經濟圈只有在京津冀一體化完成后,才具有現實意義。
真正的增長第三極,應該是京津冀一體化基礎上的環渤海經濟圈,沒有京津冀一體化,就不會有第三極。
其三,促進河北觀念變革和經濟發展。
長期以來,河北作為北京“護城河”,起到拱衛京師作用,同時,大量資源服務于北京,其中最負盛名的旅游名城北戴河被作為“夏都”,也因此降低了經濟輻射功能。正因為服務意識強烈,河北也就缺乏長期務實的發展戰略,喪失了沿海省份的競爭優勢。
要打破河北地域發展局限性,必須有外部力量推動。河北作為中國革命老區,也具有特殊政治意義。西柏坡是中共“赴京趕考”的最后一個農村根據地,被譽為奪取全國政權的福地,但革命老區經濟依然發展落后,這讓曾經在河北正定工作過的“一號首長”心懷不安。讓河北經濟振興,不僅是歷史的必然要求,更夾雜著領導人的個人情感。
京津冀一體化符合經濟發展客觀要求,也勢必帶動環渤海經濟圈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第三極,但能夠成為令人矚目的“一號工程”,則在于其背后強烈的政治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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