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期：高層的三大矛盾心理

劉杉

劉杉，經濟學博士，中華工商時報副總編輯，兼任南開大學國經所教授，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信托與基金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管理學院MBA導師，曾供職于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分行，著有《中國再平衡》，《聚焦生活中的經濟學》。

悲觀情緒似乎在市場蔓延，預期再度向下調整，如果較低經濟增速是“新常態”的話，那么市場的疑問是，會有多低？或者說，政府能夠容忍多低的增長率？

9月16日晚，有機構向新聞媒體透露說，央行通知五大商業銀行，將在最近兩天分別向每家做1000億的SLF（常備借貸便利），期限為3個月。總額5000億的SLF雖是有成本的短期融資，但由于是央行放款，實際投放了5000億的基礎貨幣，對于106萬億的存款而言，這相當于全面降準0.5個百分點。

如此看來，今年多次實行“定向降準”，再加上給國開行1萬億抵押補充貸款(PSL)，給五大行5000億SLF，那么央行釋放的基礎貨幣應該達到相當于1個多百分點的全面降準，顯示貨幣政策非常寬松。

比起貨幣環境的寬松，經濟數據并未走好，特別是最新公布的8月數據在工業增加值、PMI、發電量、固定資產投資、消費等方面均表現欠佳，市場對宏觀形勢判斷隨之變得悲觀，連一貫對中國經濟樂觀的經濟學家林毅夫也呼吁調低明年增長目標，將增長率定在7.0%至7.5%之間。而股票市場周二的放量下跌，或許終結市場牛市夢，下跌原因也是源于投資者對企業盈利預期的悲觀。

央行再次放水，與李克強總理此前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的表態并不一致，這反映出宏觀管理當局的矛盾心理，既要堅持調結構、促改革戰略，又要顧及短期經濟波動，而這樣的矛盾心理必然導致調控方式與政府理念的沖突，從而使市場無所適從，難以對宏觀經濟做出明確預期。

增長目標矛盾。

政府提出宏觀調控上下限的新概念，其中下限指標有兩個，一個是增長率，一個是就業水平。這兩個看似統一的目標，實際存在矛盾。學界普遍認可就業與潛在經濟增長率相關的奧肯定律，但奧肯定律有其局限性，其并不能完全真實反映就業與增長率的關系。如果經濟增長依靠資金密集型行業帶動，那么增長的結果未必帶來就業大幅度增長。相反，較低工資水平，或輕資產的某些服務業，可以為社會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卻可能導致較低的GDP增長。這樣看，增長率與就業水平同時作為宏觀調控下限的判斷標準，容易產生沖突。

決策邏輯矛盾。

政府認識到了前期過度刺激的危害性，因而顧忌泡沫繼續膨脹，進而強調要調結構，要促改革，并在此過程中去杠桿、去產能。這樣的思維應該要求穩中偏緊的貨幣政策，并容忍較低的增長率，但由于年初政府制定了7.5%的增長目標，這不免與長期調整的思路產生沖突。這樣的矛盾似乎不該出現，但由于“十八大”定下了經濟總量翻番的任務，那么政府不得不維持年均7%以上的增長率。因此，政治要求與經濟現實不可避免打架，而要達到兩個目的，必然在決策中產生矛盾心理，既要吃魚，也不肯放棄熊掌。

調控方式矛盾。

政策目標與決策邏輯均存在矛盾沖突的條件下，宏觀調控方式也必然自相矛盾。一方面強調“微刺激”，另一方面不得不持續“微刺激”，以期達到既避免市場再度產生通脹預期，又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的決策效果。但由于宏觀調控工具具有總量特點，那么這種依靠結構性工具的調控方式，并不能向市場傳遞有效信號，特別是貨幣政策，在“新常態”認識下，商業銀行會提高風險控制要求，從而使“定向降準”等政策無法傳導到實體經濟。這就表現為，調控政策不斷加碼，而政策效力卻無法達到預期目的。

可以說，宏觀經濟管理中的一系列矛盾沖突，導致反周期措施無法釋放準確有效的信號，從而使調控效力下降，并使市場對宏觀預期產生困惑。這樣畏手畏腳的宏觀調控狀況，最好不要成為“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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