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期：APEC之外的中國布局

劉杉

劉杉，經濟學博士、中華工商時報副總編輯、兼任南開大學國經所教授，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信托與基金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管理學院MBA導師，曾供職于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分行，著有《中國再平衡》，《聚焦生活中的經濟學》。

導語：中國對外經濟戰略發生了質的變化，從被動追求出口，到主動尋找定位，并通過多種手段努力實現戰略目的。

APEC實行開放的非約束原則，取得領導人共識不容易，而共識之后的執行情況，有時也差強人意。從“茂物宣言”到亞太自貿區（FTAAP）議題提出，就體現了從共識到分歧，再到大國博弈的過程。

據報道，在北京APEC會議召開前，《華爾街日報》報道稱，美國阻撓中國利用APEC開啟FTAAP談判，中國在美國壓力下作了兩點妥協，一是將公報草稿中關于FTAAP可行性研究表述改為戰略性研究，二是將設定的到2025年的期限刪掉。

FTAAP最早由加拿大提出，美國積極推動，近來卻由于中國崛起而遭到美國抵制。反觀中國，此前對FTAAP議題消極應對，現在則由于美國發起TPP談判，反而主動設置FTAAP談判議題。

中美在APEC上的互動，顯示出亞太格局的微妙變化。不過就中美兩個大國而言，其在世界經濟領域中的博弈，也超出亞太區域，中國一系列舉措，都隱含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決心。

中國最近提出了一系列“走出去”戰略，如“一帶一路”、絲路基金、亞投行、金磚銀行、亞太自貿區、高鐵出海、中國版“馬歇爾計劃”、人民幣國際化等。

如果從表層看，中國涉外戰略有利于中國消化過剩產能，可以有效利用龐大外匯資產，在與發展中國家互利互惠互通過程中，也促進區域經濟融合。這些經濟盤算無疑合乎貿易規則和地緣政治利益，但這些對外經濟戰略背后，則體現著中國尋求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格局變化下的國際新定位。這個新定位包括在國際分工、區域經濟、貿易體系和貨幣制度等一系列全球治理中的中國角色安排。雖然中美共治G2主張沒有得到中國響應，但在全球經濟事務中，已經形成事實上的中美共治，而中美在建立新型大國關系中，博弈味道加重，中國一方面要平衡與美國現有關系，另一方面也要沖破美國設定的新規則限制，并在此過程中實現爭取主導權的戰略設計。

長期以來，中國都是國際規則的接受者和融入者，而目前中國提出的一系列似乎不相干的對外戰略，則表現出中國在設置議題和制定規則方面，開始進行嘗試，并希望通過對外援助、對外投資和區域經濟合作等手段，實現在國際經濟分工合作中的主導地位，最終在全球治理中擁有話語權。

盡管中國表現低調，但對于守成大國和其他新興大國而言，中國戰略仍然是對現有秩序的挑戰，勢必引起其他大國的警惕和反彈。

美國在FTAAP議題上的出爾反爾，乃至對中國的種種設防，當在情理之中，而像俄羅斯和印度這樣的新興大國，也對“一帶一路”這樣的戰略保持謹慎態度，可以說，中國在推行新戰略過程中，會受到多種國際力量牽制，并需要加快內部改革來加以支撐。

如FTAAP建設，雖被擱置，但區域內一系列貿易自由化的發展，最終為完成亞太貿易自由化奠定基礎，在這個過程中，需要中國建立適應新貿易標準的宏觀管理制度，像改變對國有企業的補貼政策，改善勞工標準等，這些都是為FTAAP形成較高自由化標準做準備。

至于媒體熱炒的中國版“馬歇爾計劃”，也應當冷靜分析。兩個計劃雖有相似之處，但起點不同。馬歇爾的“歐洲復興計劃”強調了人道主義援助內容，符合美國在二戰后的國際地位，而中國對外援助計劃雖有支持發展中國家含義，但更多是經濟利益驅動，不免被掛上意識形態標簽，實行起來絕非易事。

不管怎樣，中國對外經濟戰略發生了質的變化，從被動追求出口，到主動尋找定位，并通過多種手段努力實現戰略目的。盡管道路坎坷，但中國的大國布局，已經在APEC之外全面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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