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期：政治局會議釋放九大信號

劉杉

劉杉，經濟學博士、中華工商時報副總編輯、兼任南開大學國經所教授，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信托與基金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管理學院MBA導師，曾供職于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分行，著有《中國再平衡》，《聚焦生活中的經濟學》。

4月政治局會議頗受矚目，無論是實業投資者還是股票投資者，都在等政策。

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二季度肯定無法觸底，若沒有新政策出臺，全年經濟增速也會跌破心理下限。官方心理底線是7%，但真正底線是6.8%，如果全年經濟增速破了這個指標，不僅影響來年經濟增速，更會影響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政治目標。在經濟政策要講政治背景下，宏觀政策注定還得使勁揮一揮“看得見的手”。

30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經濟形勢，并通過《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京津冀規劃通過后，不日就會公布，這不僅明確了三地發展如何走好一盤棋，也會起到穩增長的短期作用，可謂一舉兩得。

政治局會議釋放了9大信號。

信號一，第一次全面評估經濟全貌

中央政治局對宏觀經濟出現了新的判斷，即“需求結構、生產結構、企業組織結構、產品結構、商業模式發生幅度較大的調整，一些新的增長點破繭而出”。

這是中共高層第一次對中國經濟調整效果做出全面判斷，從宏觀到產業，從市場到企業，甚至商業模式變化，都得到中共決策者的評估。在這樣的背景下，宏觀調控的方式和節奏也會發生變化。

中央政治局認為“新的增長動力正在形成之中，外部需求收縮，內部多種矛盾聚合，經濟運行走勢分化，下行壓力仍然較大”。

得出這樣的判斷，顯然對改革效果表示滿意，但同時認識到外需在短期內難以恢復，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必須采用新思路。

信號二，宏觀調控穩增長打頭，防風險斷后

雖然政策總基調沒有變化，但宏觀政策強調“保持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綜合平衡”。穩增長是第一位的，促改革是第二位的，調結構退居第三。這意味著宏觀調控可能會短期恢復老辦法，以達到穩增長目的。

信號三，房地產要刺激，市場環境要改善

在宏觀政策中提到“要完善市場環境，盤活存量資產，建立房地產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這意味著可能繼續出臺鼓勵購房的稅收和信貸政策，以起到消化住房庫存，進而刺激房地產開發投資的作用。無論如何，在房地產經濟下，能夠賣出房子，就可以穩定增長。如果房地產能夠借此機會實現市場環境改變，并最終形成市場機制，長遠看，是好事情。不過，就怕地方政府將房地產政策當做激素用，只看短期效果。

信號四，拉投資是頭號辦法

就穩增長而言，最有效辦法仍是固定資產投資。

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注重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認真選擇好投資項目，做到有市場，有長期回報”。政府后續將出臺相關投資政策，不僅增加政府投資項目，同時也會改革融資融通機制，通過疏通資金渠道，來為固定資產投資供血。由于國家開發銀行已經明確政策性銀行改革方案，因此在支持投資方面，國開行或充當重要輸血角色，以解決“資金循環不暢問題”。

信號五，財政政策轉向管理總需求

財政政策一定會更加積極，除了支持政府投資，也會進一步減稅減費以刺激民間投資和消費。但比較起來，供給政策見效慢，需求管理才是財政政策重點所在。

信號六，貨幣政策一定會更加寬松

政治局認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把握好度，注意疏通貨幣政策向實體經濟的傳導渠道”。如何理解這個說法，并不容易。寬松貨幣政策難以向實體經濟傳導，問題出在銀行，因為銀行風險偏好改變，貸款風險意識提高。那么如何疏通傳導渠道，恐怕有兩個辦法，一個是疏通銀行渠道。這可能要在政治上施加壓力，要求銀行增加實體經濟貸款。但在企業貸款意愿降低，以及企業和地方政府“借新還舊”條件下，僅僅靠政治壓力并不能起到很好效果。另一個傳導渠道是直接融資，即通過一個健康活躍的資本市場，將寬松的貨幣供給轉化為新興產業的融資需求。這既要求股票市場要穩定，同時要盡快放開企業IPO管制，增加上市公司數量。

信號七，股票市場進一步活躍

二者比較，一個好的直接融資市場，才是利用貨幣政策支持實體經濟更可靠的辦法。由此判斷，宏觀當局在降低市場風險條件下，會進一步活躍股票市場。

政治局同時還強調，國企改革方向沒有變，保護私有產權政策沒有變。這是給私人投資者以定心丸，寄望于民間投資來促進經濟持續增長。但這個過程仍會緩慢，畢竟市場環境改善需要過程。不過以此刺激全民創業，并輔以股票市場誘惑，小企業注冊或現繁榮局面。

信號八，防風險是底線，剛性兌付不會打破

與以往不同是，此次政治局提出將“防風險”納入綜合平衡內容，一方面是想避免因經濟下滑導致債務風險，另一方面也是擔心股票市場泡沫積聚，導致市場出現系統性風險。因此，在推行積極貨幣和財政同時，政府也會采取謹慎金融監管政策，以降低和化解風險。如此判斷，股票市場會繼續降杠桿，同時影子銀行等金融產品仍會保持剛性兌付環境。

信號九，京津冀協同關鍵是服務一體化均等化

此次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這將啟動三地經濟一體化進程。

京津冀規劃遲遲未能出臺，其中原因是利益難以協調。三地協同的核心不難確定，北京肯是唯一核心，否則首都經濟圈難以成型。關鍵問題是北京的利益如何調節，特別是外來人口疏解問題比較撓頭。只能干，不能說，這是事實。政治局會議稱，京津冀“戰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求“要在京津冀交通一體化、生態環境保護、產業升級轉移等重點領域率先取得突破”。

這是解決北京大城市化病的優先藥方，如何轉移產業和人口是問題關鍵。產業轉移了，企業走了，人口能否跟著走，恐怕不取決于政策，還要看市場環境變化。當然，政策如果硬要人口走，也能做得到，但人口減少結果就是出現新的洼地效應，新的人口仍會涌進北京。因此，疏散人口的關鍵是實現社會服務均等化，即首先在京津冀地區實現教育、醫療和養老一體化和服務均等化，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口布局問題。

四月政治局會議透露出新的信號，經濟仍有下行壓力，宏觀政策將會進一步寬松，在祭出新手段同時，老辦法也會粉墨登場。但可以肯定的是，定向調控已經轉化為全面刺激，新經濟能否脫穎而出，仍需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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