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千呼萬喚始出來—央行降息的邏輯與意義

瑞穗證劵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

編者按：中國人民銀行決定，自2014年11月22日起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金融機構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下調0.4個百分點至5.6%；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至2.75%，同時結合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將金融機構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由存款基準利率的1.1倍調整為1.2倍；其他各檔次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相應調整，并對基準利率期限檔次作適當簡并。

11月21日晚，央行網站發布開啟新一輪降息，并加速利率市場化進程。在筆者看來，上述舉措實屬不易，是面臨當前弱增長與低通脹局面采取的積極之舉。同時，央行打破了市場對于“央行僅僅依靠創新型工具，傳統貨幣政策工具被束之高閣”的禁忌，且存款利率進一步上浮，有利于加快利率市場化，以及貨幣政策從數量型轉向價格型的轉型過程，符合筆者在本周《增長通脹雙低促貨幣政策轉型》中的判斷。

值得注意的是，筆者自今年5月份是便發文提出，降息降準是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逆周期使用絕不應該予以刺激的含義，且相比于定向措施傳統工具更具透明性，切傳導機制更加通暢。從這個意義來講，筆者預計12月降準也是大概率事件，而在政策方向更加清晰之下，筆者對明年一季度中國經濟觸底反彈抱有更大信心。

本輪降息的背景在于當前中國經濟的雙低格局

10月中國經濟延續著弱增長與低通脹格局，最新匯豐PMI更不容樂觀。結合央行早前發布《2014年第三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不難發現，面對中國經濟下行態勢，央行其實早已采取了行動，不過措施并非常規政策工具，而是更多創新工具的使用。

對此，筆者層多次發文表示，當前增長通脹雙低的背景下，尤其是存在通縮風險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確實需要更加積極。而在工具選取方面，筆者認為常規性工具被束之高閣并不符合貨幣政策轉型的要求，進一步降準降息仍有必要。從這個角度而言，央行此次啟動降息對于扭轉經濟下滑態勢具有積極意義。

　　

常規性政策工具的使用難言刺激

當然，筆者并不認為這一樣的舉措解讀為刺激。實際上，正如上文所言，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弱增長與低通脹的時期，貨幣政策更加積極是需要的，相機抉擇是宏觀政策應對經濟周期波動的重要內容，無所謂刺激，甚至是大規模刺激。

而從創新型工具的應用來看，央行其實已經在采取行動，即近一兩年來，央行并沒有采取常規性工具如降息降準，而是通過更多創新型工具如SLF、MLF、PSl等，達到定向支持的目的。但實際上，定向的力度也不小，本輪約7700億的MLF對于流動性的支持力度其實要超出一次降準的力度。但盡管采取不少創新手段，效果仍然不太理想。融十條剛剛出臺，利率隨后大漲，便凸顯了政策困境。而早前對小微企業定向也有流向房地產企業的部分。

以數量型向價格型工具轉變的貨幣政策

可以看到，與此次降息相伴的是利率市場化的加快。正如筆者早前文章《貨幣政策新框架思辨》文章中所提，在貨幣政策轉型的背景下，常規性工具仍應該是主要選擇。筆者認為，當前央行通過創新手段實際上是貨幣政策承擔改革發展任務下，面對結構性矛盾所采取的次優選擇，只是過渡性手段，并非長久之計。

貨幣政策框架仍然需要沿著加速利率市場化，以數量型工具轉向價格型工具的方向前進。從這一意義而言，當前基準利率體系尚未清晰，利率傳導機制并不暢通，發展各類金融市場，打造基準利率體系，通過確定短期利率進而引導中期利率，形成反映流動性偏好與風險溢價的收益率曲線似乎更為緊迫。

央行打破“禁忌” 更多常規政策或有可期

早在今年5月的時候，筆者便曾多次發文討論降準的必要性，提到的原因包括以下幾點：

一是當前外匯占款降低，資金雙向流動更加平常降低了維持高準備金率的必要性；

二是貨幣政策工具未來需要更多地采用價格型工具，保持過嚴的數量控制，不利于價格發揮作用；

三是伴隨著存貸差的縮減，當前20%的準備金率或已超出最優準備金率的理論值；

四是相對于國際上其他國家，當前中國的存款準備金率已經過高。

如今看來，上述支持降低準備金率的理由仍然成立。早前融十條表明了決策層降低融資難融資貴的決心堅定。筆者預計，12月或將啟動新一輪降準，而在政策信號更加明晰之下，經濟企穩也或有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