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業海外擴張路：十年兩重天

2010年12月25日 02:4321世紀經濟報道【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師琰

與2009年各行海外新據點競相開張的熱鬧場景相比，中資金融機構2010年在海外特別是在歐洲的行動稍顯沉寂。實際上，據了解，各中資金融機構并未止步不前，而是在緊鑼密鼓籌備加快海外戰略性布局的步伐。

中國工商銀行在西班牙馬德里的分行預計2011年1月就要開張，該行正準備利用盧森堡子行牌照這張“歐盟通行證”，在歐洲連設5家分支。

金融危機爆發兩年多來，中資銀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長空間。即使歐洲仍深陷于一浪接一浪的主權債務危機中難以自拔，也削弱不了中資金融機構向外擴張的熱情和提高自身全球化程度的渴望。

危機造就中資行拓展契機

在中國銀行新辦公樓寬敞氣派的接待大廳里，有兩個特殊的玻璃展示柜，一個柜子里放著一張上世紀四十年代中行購買大英帝國債券的契據，另一個則展示了一封由前民國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簽發的致中行倫敦機構的公函。

這兩張發黃的文件源自1929年就在倫敦設立了經理處的中行，這是現代中國金融業在海外開設的第一家分支機構。1946年，經理處升格為分行；2007年，中行又成立中國銀行(英國)有限公司，與分行并行；2009年，中行以上億英鎊買下了金融城內與英國央行隔街相望的新樓One Lothbury大廈，圖謀更大發展。

中行見證了中國金融業81年海外歷程的白云蒼狗，而身為中國銀行英國分行總經理兼中銀(英國)執行總裁，葛奇博士則親歷了中國金融業在海外發展這十多年來的坎坷與飛躍。

葛奇1993年在美國加入中國銀行紐約分行，2004年在紐約分行副總經理任上調至倫敦分行出任總經理。他清楚記得，當時倫敦中行的資產規模是20億英鎊，而這六年來，他所掌管的資產已飆升6倍至120億英鎊。公司業務多元化發展也有了質的飛躍。

倫敦中行過去以公司業務為主，零售業務為輔，葛奇到任以后，將戰略調整為公司業務和零售業務并重。

“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我們的優勢是什么？”葛奇說，“就是要做人家做不了的，其它銀行無法做的——中英經濟交往中的橋梁。”秉持這一原則，中行擺脫了過去有什么人才能做什么業務的被動，改為有什么業務需求就去招什么樣的人。六年前有150個員工現在已發展到300名，而且員工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過去中層管理團隊清一色是國內派出，現在一半以上是當地招聘。

在葛奇看來，這十年，特別是最近幾年，中國金融機構海外業務也經歷了非常大的變化，尤其是在當地做業務被認同的程度明顯提高。

“那時候做業務很困難，”葛奇向本報記者回憶最初的情形時說，“絕大部分是中國業務，而且局限于一兩家大客戶。”

與當年一兩家中國客戶就占到業務總量的90%以上相比，現在，中行在英國的本地化業務和傳統中國公司業務各占半壁江山，客戶數量也大幅增加，而且在業務增長的同時，貸款不良率近乎為零。

能有如此業績，葛奇認為，除了中英兩國經貿關系發展加快和中國經濟崛起這兩大外部因素的推動，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也“功不可沒”。

金融危機給中資行帶來的更多是機遇而不是挑戰。當地銀行因流動性削弱導致貸款能力下降，因信譽下跌導致存款客戶流出，中資行在這種變化中成為受益者，以至客戶盈門。這段時期以來，與當地銀行相比，中資銀行業務非但未萎縮，而且獲得了迅猛增長。

中行在倫敦業務規模擴大的速度之快，以至一度都“來不及做”。

目前，歐洲主要的大型跨國公司都已成為中行客戶。由于中資銀行受危機影響較少，加上對中國投資的興趣以及風險分攤的內在需求，不少大公司愿意將中行作為處理企業各種融資需求的關系銀行對待；而在過去，這是難以想象的，中資銀行甚至很難被這些大公司列入考慮范疇。

沉浸在豐收喜悅中的不單是中行，也包括其它在英國捷足先登的中資銀行。工銀(倫敦)總經理許金雷向本報記者透露，該行五年前總資產才不過2億美元左右，今年已達25億美元。另外，表外資產業務還有5億-6億美元；實現稅前利潤2500萬美元，而去年只有幾百萬美元。

“今年是開業以來最好的一年。”許金雷說。另外，工銀(倫敦)今年也用自有資金1650萬英鎊為工行在金融城購置了海外第一幢物業。

監管水平獲得認可

除了業務順風順水，更讓葛奇感到高興的是，在本地監管大閘一再收緊的形勢下，中行剛剛獲得了英國金融服務局(FSA)對其倫敦分行和子行的流動性豁免。得到這一優待的外資銀行鳳毛麟角，這意味著中行在拓展業務時將比其它外資銀行更少受資金拘束。

滿足監管當局對流動性的要求是外資銀行在英國發展的一大瓶頸。按FSA規定，原則上允許分行100%資金來源于母行，對子行資金來源則有嚴格規定：一必須多元化，二必須當地化，而且這個“多元化”是對資金在數量和期限上都有嚴格要求。

FSA規定外資子行單筆業務所涉金額不得超過其注冊資本金的25%，這嚴重限制了很多外資行做大額單子的能力。

根據歐盟新監管條例規定，FSA對母行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銀行在英國開設分行原則上不予批復，而是要求開設本地公司形式的子行，對于已有的外資分行，也趨向子行化監管，增加了對流動性等的要求。

因為設立較早而擁有分行、子行雙牌照的中行，原本可以在兩種身份之間靈活騰挪，相當于“魚與熊掌兼得”，分行也是其主要利潤來源，但隨著監管要求增多，這種雙重身份的利益空間優勢已被壓縮。此番拿到流動性豁免，對中行進一步做大會很有助益。

據葛奇介紹，FSA批復流動性豁免主要取決于三個條件：本行經營管理、總行能提供足夠信息、母國監管機構能提供所需之監管保障。

他稱中國監管機構監管水平提高并與國際接軌，使得中資銀行駐在國監管機構對其認可度也得到了提高。而中行之所以能在英國平行經營分行、子行，就取決于FSA對中國銀監會(CBRC)的認可。

“正是金融危機令外界開始對中國監管機構刮目相看，”葛奇說，“他們這才發現，實際上中國的監管要求比國際通行的還嚴格，比如貸存比要求。”

至于“巴塞爾協議Ⅲ”的要求標準，在中國監管機構看，根本不是問題，對中資行不會有什么影響。

而參與“巴塞爾協議Ⅲ”的制定，以及參與金融穩定委員會并擔任副主席等舉動，也推動了中國監管水平逐漸獲得國外監管同行的承認。

中國銀監會自去年起還發起召開全球監管機構聯席會議，邀請全球二三十個主要國家的監管機構前往中國舉行對話，促進中資行與海外駐在國監管機構間的相互認知與工作協調。去年首屆會議由工行承辦，今年9月的第二次會議由中行承辦，明年則是建行。

倫敦根據地與歐洲一盤棋

經歷大半年籌備，投行中金在2010年底正式加入扎根倫敦的中資金融機構俱樂部。而據記者了解，招行、農行和交行的倫敦子行預計也將于明年先后獲批掛牌。

加上早已在此的中行、工行，以及一年多前相繼奔赴倫敦落戶的建行、招行和銀聯的辦事處，一時間，倫敦成了中資金融機構海外花開最盛之地，也被各行總部寄予厚望。

擁有在英國的子行牌照，就意味著獲得了一張“歐盟通行證”：在歐盟范圍內開設分支，只需報備當地監管機構，無需申請新牌照。

葛奇相信，由于監管的同質性，中資金融機構未來在歐盟市場發展的機會和空間很大；而各行整合已有的歐洲業務資源實現集約發展，也將是必然趨勢。

一直以來，中資銀行在海外業務發展很大程度上都屬于內生性增長，而非靠兼并收購快速實現。

“客戶走到哪里，我們提供的服務就要延伸到哪里，”建行國際業務部總經理姜國云解釋，“在現有代理行網絡能夠滿足客戶要求的情況下，我們會通過代理行延伸服務，當業務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通過建立我們自己的海外機構發展業務。”

11月底建行將澳大利亞辦事處升級為分行。除了覆蓋全球性和區域性金融中心，建行也計劃在一些客戶比較集中的地區設立機構，希望在2012年之內建成海外基本服務網絡。

建行董事長郭樹清曾在倫敦向本報表示“一直在謹慎考察”海外并購項目，不過至今并無下文。面對海外并購的誘惑，中資金融機構普遍顯得謹慎。

“我們并不排斥兼并收購，只是在這方面一向比較謹慎，”葛奇說，“須知買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他指出，一是文化差異太大，二是管理水平不如人家，人力資源管理上差異尤其大，集團需要加強管理海外人力資源的能力。如果整個公司治理機制尚未達到標準，還是不要收購為好。他直言，中國金融機構海外收購“還沒到時候”。

不過，在招商銀行老總馬蔚華看來，“巴塞爾協議Ⅲ”后歐美銀行業“去杠桿化”的過程正是時機，因其必然要選擇退出某些市場或主動收縮業務，這將為中資銀行騰出一定的業務發展空間，銀行業并購競爭的對手也會顯著減少。“他們‘退’，我們就可以‘進’。”

不過馬蔚華也強調，中國銀行業必須適應國際化的趨勢，但不能本末倒置，前提是要把國內業務發展好。“就是不走出去也要國際化。國際化不是專指到境外設機構，而是要從管理、服務到腦子都要國際化。”

后危機時代挑戰多過機遇

下一個十年前景如何？葛奇并不樂觀。他預計后危機時代中國金融業面臨的將更多是挑戰。

首先，全球性監管環境繼續趨嚴，而這將大量反映在對資本金和流動性的要求上，并直接導致中資金融機構海外運營成本高企。

其次，中資銀行紛紛到海外拓展，競爭不可避免。海外中資行的客戶基本是同質的，即華人和中資企業。由于這樣的目標市場容量有限，走出去的中資行是否應該更多考慮根據自身特點，走出一條符合自身戰略的國際化之路。

第三，隨著當地其它金融機構走出危機，全面返回市場，必然會對海外中資行穩定客戶源帶來挑戰。

“危機期間客戶更多是考慮安全性，”葛奇分析，“危機結束后，更多考慮會是在定價、管理上的差異，中資行并不具備優勢。”

葛奇認為，中國銀行業不能一窩蜂地、不加選擇地一起向外擴張，對于那些已經具有全球資產配置能力并且以國際化為戰略目標的銀行，應該鼓勵它們加大對全球范圍內主要國家的資源投入和支持；對于那些在海外基本沒有業務的銀行，考慮到從頭開始的高昂運營成本和不必要的內部競爭，則可考慮有針對性地向一些特色國家和地區擴張，而不必都扎堆歐美，同樣可以取得很好的區域結構優化的效果。

“我來提這個問題也許并不合適，” 葛奇說，“但每一家機構都只會考慮自身的發展，因此政府必須有更大的戰略和長遠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