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專家：中國階層分裂源于模化的排斥性體制

于建嶸 中國社科院農村經濟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20世紀70年代后期，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執政黨開明派的領導下，“改革”和“開放”成了時代的“主旋律”。在此后近十年的時間內，社會各個階層的物質利益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滿足，人民生活有了明顯的改善。

但是，9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的深入推進，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弱勢群體等社會問題逐漸凸顯。在經濟改革單兵突進，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相對遲緩的情況下，作為科層組織的政黨和政府機構還是占有社會的主要資源，決定著社會資源的分配方式和方向，客觀上造成了經濟發展創造的社會財富逐漸向少數人積聚的狀況。

再加上國家沒有及時調整利益分配格局，使得利益分配體制在很長一段時間都存在著較大問題，經濟增長只起到了“讓富者更富，有權者更有權”的錦上添花作用，卻忽視了“雪中送炭”的重要性，很多底層民眾的生活狀況異常艱難，沒有均等地享受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結構出現巨大的斷裂，階層分化現象日益嚴重，作為改革根本動力的共識在不同階層之間已經很難達成。

中國為什么會在改革進程中出現這種階層分裂的現象呢？在我看來，社會轉型后逐漸形成并日益模化和固化的排斥性體制是當前中國出現階層分裂現象的根本原因。

排斥性體制

在以前的研究中我曾經談到過，這個排斥性體制有如下三個方面的特征：

第一，代表權力主體的政治精英、代表資本主體的經濟精英和代表文化主體的知識精英，在“合法”地享受著社會主要經濟成果的同時，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他們對現行體制具有基本的認同感，形成了具有相對穩定邊界的社會統治集團。

主要表現在：權力主體利用國家權威通過財稅體制強化社會財富的集中程度并主導著社會財富的分配。他們由于壟斷了國家的權力資源，而在經濟上成為了最主要的獲利者；國家經濟體制轉軌出現了一個權力資本化時期，社會財富通過非公平的體制轉移，使一部分人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成為了新生代資產者；在“尊重知識”和“尊重人才”的口號下，知識精英也獲得了社會財富的部分支配權；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之間的轉換機制已經初步形成，他們之間已經具有了身份轉換的通道。

第二，在強大的權力和資本壓迫下，廣大工人和農民等底層群體因為貧窮被排斥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之外，邊緣化程度不斷加強，成為了社會弱勢群體。

主要表現在：社會分配不公越來越嚴重，貧富之間的差距已超過世界公認的警戒線；產業工人地位全面下降，絕對貧困人口增加，勞動環境日益惡化，勞資沖突加劇；被大部分知識精英遺棄的工農處于無意識和無組織狀況，其生存條件和正當利益得不到正常表達，出現了工農的“失語癥”并表現為群體無組織的“散沙狀”。

第三，這種二元分割的排斥性體制具有剛性穩定，社會核心組織層對邊緣群體表現出排斥效應，使社會結構顯現出明顯的斷裂帶。處于強勢的社會核心組織邊界封閉功能強大，而處于弱勢的邊緣群體則不具有整體向核心集團融入的能力。

而且，這種狀況并不會因經濟發展而得到改善。恰恰相反的則是，經濟的發展只會為強勢的核心組織層提供更多的社會資源來加強其邊界的排斥能力。這是因為，盡管核心組織層在其形成過程中，具有了一定的兼容性，可當核心組織層發展到足以自組織的規模時，處于強勢核心層之外的社會成員要想進入則需要非常高的成本。

而且，這種排斥性組織具有單向交流特性，即核心組織層與外層群體進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流過程中表現出單邊汲取，而不是相互交換。這就使這種排斥性體制能夠獲得維持其生長的資源，不至于在短時間內出現全面的崩潰。也就是說，一旦這種排斥體制的邊界形成，工農等底層弱勢群體的社會地位就會進一步邊緣化，并會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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