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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黨校周天勇：“十二五”或重點轉向富民、解決分配不公

2010年10月13日 09:18東方早報【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專家稱，“包容性增長”強調的是低收入人群、弱勢群體都有基本的社會保障。CFP 資料

早報記者陳靜思陳良飛

發自北京

10月15日，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將在北京召開，將研究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昨天，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接受早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十二五”期間或將重點關注如何解決富民、解決分配不公等問題。

防止分配問題越積越難

“（對分配問題）如果沒有有效的戰略和對策加以解決，任其發展下去，問題將會越積越難，局面可能會變得非常惡化，以至于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此前，中國政策的重點主要是“強國”，而“富民”接下來可能將成為政策的重點選擇。

對于如何框定中國下一個五年發展規劃的“大藍圖”，周天勇認為，“十二五”規劃應著力加以綜合解決的是：中國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地區發展不平衡、城市收入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公平、公共服務不均等問題。“十二五”期間應更加注重促進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促進城市化和人口區域間流動，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大力發展服務業。

在周天勇看來，目前中國收入分配出現的不可輕視的格局是：居民收入分配占GDP（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持續下降；城鄉差距在繼續拉大；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地區間發展不平衡。

“如果沒有有效的戰略和對策加以解決，任其發展下去，問題將會越積越難，局面可能會變得非常惡化，以至于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周天勇認為，“十二五”期間，國民經濟發展與改革中，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在GDP結構中的比重，控制和縮小城鄉居民間收入差距、居民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

應打破傳統思維談分配

解決分配不公，并不是“公要多一些，私要少一些”才能保證分配公平；也不是說，通過計劃的手段進行再分配，就能解決分配公平問題。

要富民、要解決分配不公，“十二五”應當怎么做？對此，周天勇認為，不能只在公有與私有、計劃與市場、政府與社會、公平與效率這樣一些關系上繞圈子，要從傳統的思維定式中解放出來。

周天勇進一步解釋說，比如在所有制結構上，并不是“公要多一些，私要少一些”才能保證分配公平；也不是說，通過計劃的手段進行再分配，就能解決分配公平問題。“在國內，越是國有經濟比重高和人民群眾創業不足的、市場化程度不高的省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如中西部省份；越是創業活躍和個體私營經濟比重大的省區、市場經濟發展較成熟的省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小，如東南沿海江浙等地。”

周天勇給出的建議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特別是發展服務業，轉移剩余勞動力，減少剩余和失業勞動力，并且努力改善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局面，推進工資集體談判制度，提高居民收入。要鼓勵創業，對于能夠增加就業的投資，應當降低稅負，清理收費，禁止亂罰款。

“窩在農村里的人太多了。”早在今年8月，周天勇接受早報記者專訪時就曾表示，轉移出目前過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推進農業剩余勞動力和人口向城市和城鎮轉移，進而使剩余勞動力向工業，特別是向服務業轉移，才能解決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以及地區間的收入差距。

“因此，需制定一個加速城市化和人口流動的戰略。”他建議，在“十二五”期間開征“耕地撂荒稅”——在勞動力轉移外出時，使農民能將耕地轉移給種糧大戶耕種，實現農業的規模經營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增加農民收入；轉移向城市的農民，也能獲得比務農高的務工收入。

此外，他還建議，在“十二五”期間，制定促進小企業發展的戰略，以及服務業發展的戰略。按照周天勇的估計，如果從“十二五”開始，加速發展服務業，吸收大量勞動力，不但會大量減少失業貧困人口，還能使產業結構向充分利用勞動力改善，增加居民收入，縮小居民間收入差距。

應著手四大重點改革

“目前，實際政府的全部收入已經達到GDP的35%左右，行政公務開支也在財政全部支出的35%左右。這也是抑制創業、企業和就業，扼制勞動者收入增長，導致分配不公的一個重要原因。”

“現在面臨的改革更深更難。”在周天勇看來，“十二五”期間的改革包括財稅改革、國有企業和壟斷性行業改革、資源性產品價格和環保收費改革、社會領域改革等多個方面。但從“富民”、促進收入分配公平的角度來說，周天勇認為，應著手四大重點改革——調整稅收和政府收入來源結構，控制政府收入占GDP比例，改變高度壟斷的金融體制和解決非法，灰色和隱性收入問題。

第一，在稅收和政府收入的來源結構中，周天勇認為，要逐步降低對創業、投資和企業的征稅，加大對占有資源、財產食利、大排放企業的征稅和對國有企業收繳紅利。比如，對房產投資、采礦、污染，應當開征房產稅、資源稅和污染稅。

周天勇舉例說，小企業的增值稅率可以降到3%，小企業的營業稅降低到3%；對勞動、技能、知識型的小企業，個人所得和小企業所得合并征稅，避免企業所得和個人所得重復征稅，減輕對創業、投資和經營企業的稅負。

對于目前社會廣泛討論的房產稅，周天勇建議普遍開征，并設為縣級區域的稅種——對房屋中已經含有土地出讓金的，先征后返；對人均超過30平方米的，按照超過面積的多少，進行累進征稅；對別墅加一道土地使用稅。

在控制政府收入的改革方面，周天勇主張，將政府全部收入控制在占GDP總量25%的范圍內，將政府的行政公務開支限制在15%的范圍內。“目前，實際政府的全部收入已經達到GDP的35%左右，行政公務開支也在財政全部支出的35%左右。這也是抑制創業、企業和就業，扼制勞動者收入增長，導致分配不公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針對當前政府收入占GDP比例過高、行政開支占財政支出過高的問題，周天勇提出了三項具體的解決意見——發揮人民代表大會的審查職能；徹底改革目前土地政府寡頭壟斷供應的招拍掛制度，形成競爭性的供應市場，以抑制地價暴漲，并且逐步降低土地的價格水平；集體所有制和國有土地應當同地同價，不能再實行征用補償的辦法。

第三，對于改革高度壟斷的金融體制，周天勇主張，大力發展能給小企業融資的民間小銀行。“目前的銀行體系壟斷了絕大部分信貸資源，而且將其大部分貸給了資本密集型、就業人數很少的國有企業，大量的財富是國有企業占有壟斷資源創造的，它們有優先權主動地分配這些財富；而小企業幾乎得不到社會信貸資金的資源配置，于是規模不能擴大，生產不能持續，不能容納更多的勞動力就業，使大量的勞動力不能通過勞動創造財富和分配財富。”

第四，周天勇認為，如果“十二五”期間不能推進金融體制的改革，不能解決小企業發展的融資問題，鼓勵創業、增加企業、擴大就業、改善GDP中居民分配比例，將會成為一句空話。

周天勇還建議，通過相關制度的設計，來解決非法、灰色和隱性收入問題。“從經濟學家王小魯的研究看，一部分居民的收入被低估，國民收入中相當一部分居民的收入被漏算，估計在4萬億元人民幣左右，其中既有非法收入也有介于合法和不合法之間的灰色收入，也有被漏征稅的合法收入。”

除以上四大重點改革，周天勇還認為，“十二五”期間應繼續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大教育衛生等事業支出，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完善公共財政；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逐步提高社會保障的水平和層次，解決異地轉移問題。此外，加大對經濟發展不平衡地區的轉移支付等多項改革也很重要，應該繼續堅持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