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軍：十二五期間應進行深層次制度變革 下更大力氣

本報記者 張蕭然報道

再過3個月，我們就要告別“十一五”，跨入“十二五”。在“十一五”各項工作進入收尾之際，“十一五”規劃中所設定的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完成的情況如何？其得失又能為“十二五”規劃的制定提供什么經驗？

“十一五”規劃共設定了4類、22個今后5年要努力實現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其中主要依靠市場主體努力爭取實現的預期性指標14個，需要運用行政力量確保實現的約束性指標8個。

就目前這些指標的完成情況而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國研中心)課題組在近日上報給相關部門的報告中表示，“十一五”規劃指標實現進度參差不齊，喜憂參半。從“十一五”前3年的實際情況看，以國內生產總值為代表的增長指標遠遠超出規劃進度要求，而以節能減排為代表的結構指標則大都沒有達到規劃要求。

比如，國內生產總值提前超額完成。2005年的規劃基數為18.2萬億元，規劃目標為2010年達到26.1萬億元，年均增長7.5%?；厥走^去4年，盡管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機，中國GDP前4年年均增長11.8%，預計第5年年均增長11.4%，遠遠超過了最初設定的目標7.5%。

而反映結構性的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服務業就業比重、研發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均低于規劃要求進度。以“十一五”節能減排指標為例，按照要求，“十一五”期間，國內單位GDP能耗大約要降20%。

雖然環保部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司司長趙華林日前表示，“SO2的指標已經提前完成，而COD指標的實現也勝利在望。中國的‘十一五’減排目標已經基本實現”。但從有的地方靠拉閘限電甚至用限制居民用電來突擊完成任務的舉措可以看出，該目標完成得非常艱難。

那么，為什么“十一五”規劃中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的完成情況會出現如此大的反差呢？

國研中心課題組認為，“十一五”規劃指標實現進度參差不齊，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是具體指標值的設定有的比較激進，有的比較保守。比如，有些人民生活類指標值的設計比較保守。盡管公共服務和人民生活方面的指標執行情況相當好，但從實際情況與人民群眾的感受和反映來看，這方面有些問題仍然比較突出，與科學發展的要求相比差距也比較大?！斑@可能說明‘十一五’指標值的設定偏低，未能充分反映科學發展觀對公共服務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要求?！?/p>

而一些結構性指標設定得相對激進，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表示，就規劃本身而言，很多結構指標雖然表達了一種美好的愿望，但事實上，它們與我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我國的工業化階段以及人們生活的發展階段不是很吻合。

國研中心課題組認為，結構性指標完成的情況不是很理想，既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翱陀^方面的原因是，一方面，我國目前正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加速推進階段。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在這個階段服務業增加值和就業的比重難以迅速提高。另一方面，我國勞動力眾多、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基本國情及所處的較低發展階段，也決定了我國的技術模仿仍然有一定的空間，研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短期內也難以快速躍升。”

從動力方面來講，劉元春認為，結構性指標完成情況不是很理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大量的考核指標，尤其是財政考核體制和政治考核體制主要還是以總量為主體。而且當總量指標與結構指標發生沖突時，在目前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政治取向以及稅收體制下，會驅使我們對結構指標的考核相對偏軟。

著眼于以上原因的分析，對于“十二五”規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佐軍提出以下建議：在追求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上，整個考評體系要有相應大的調整，要把更多指標的權重放在民生改善類的指標上，包括發展高端產業和高端產品的指標，節能減排的指標等，要把他們放在第一位。

此外，李佐軍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強調，更主要的是在“十二五”期間我們應該在制度的變革上下更大的力氣，進行深層次的制度變革，用制度來引導各種主體去做符合我們目標要求的事情，否則在目前的體制下，我們要想有大的扭轉還是相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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